從書店股東失踪想到Auschwitz的教訓

  年前到波蘭的奧斯威辛集中營（Auschwitz）參觀，被這一頁慘痛的歷史弄的傷感不已。走着走着，在展覽廳看到這樣一段發人心省的話：

"First they came for the Socialists, and I did not speak out -- Because I was not a Socialist. Then they came for the Trade Unionists, and I did not speak out -- Because I was not a Trade Unionist. Then they came for the Jews, and I did not speak out -- Because I was not a Jew. Then they came for me -- and there was no one left to speak for me."（首先，他們（當權政府）抓走社會主義者，我不是社會主義分子，沒有替他們說話。然後他們取走工會人士，我不屬於工會，沒有為他們揚聲抗議。接下來他們來抓猶太人，我也沒有吭半聲，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到他們把我抓走時，再沒有人為我執言。）

  想不到，這番話，這段教人心寒的歷史在二零一六的香港慢慢浮現，威脅着整個社會的安寧，威脅着每位市民的人身自由及安全。香港一家出售被北京當權者視為敏感政治書的書店職員及負責人，最近幾個月來逐一「被失蹤」。去年十月期間先是有四位書局股東及職員包括桂民海、呂波、林榮基、張志平等先後在泰國及內地「被失踪」，無法聯絡，也沒有確切消息。相關消息起初只在小範圍內流傳，沒有太多人關注，特區政府也不聞不問。

  到前幾天，書店另一位股東李波先生應「客戶」要求到倉庫取書，誰知一起不返，期間家人收到「報平安」的電話，來電顯示在深圳，但李先生語焉不詳，未能告知家人身在何方。家人決定報警後發現李先生的回鄉卡仍在家，入境處似乎也沒有李先生的出境紀錄，警方則表示會列作「失踪人口」案處理，並聯同其他失踪職員的案件一併處理。究竟特區政府有沒有決心、能力處理事件，盡力找尋各位「被失踪」人士目前還不清楚，多位官員包括署理保安局局長李家超都不願直接評論案件，只推說內地及香港都按「一國兩制」辦事及香港警方正向內地公安部門索取資料。

 這樣推搪及敷衍的回應我們絕不接受，我們強烈要求特區政府盡力向內地部門表明案件的嚴重性，盡快確定各失者的情況及安危，把他們安然帶回香港跟家人團聚。我們更呼籲市民、傳媒、立法會議員繼續關注事件，繼續向特區政府及中聯辦施壓，要求他們確保失踪者安全及盡快回到香港，並防止類似的越境拘捕情況再出現。

  在香港，出版、發行、出售所謂政治敏感書籍是正常合法商業、文化活動，沒有觸犯任何法律，不應受到任何滋擾或留難，更不要說被失踪及被拘捕。而且，香港是法治社會，是獨立的司法管轄區，不受內地法院或公安部門干涉規管，內地執法部門在香港沒有甚麼公權力及特殊地位，更不能以執法為名把香港居民拘捕或帶回內地。換言之，把書店股東、職員包括李波先生帶回內地絕不是甚麼合法的執法行動，而是非法綁架、扣留及禁錮。下手的人固然應該被拘捕及接受香港的法律制裁，相關的機構不管是那一個內地政府部門或執法機構同樣該受到譴責及被追究濫權的法律責任。

  更重要的是，這一連串被失踪、被失聯的案件嚴重威脅香港市民的人身自由及安全，踩踏港人的基本自由及權利，完全違背一國兩制方針及基本法。試想想若果內地公安或其他執法部門可以肆意在香港及其他地方秘密採取執法行動，拘捕、扣留香港居民，扼殺他們的基本法律權利，那「一國兩制」的核心包括中港是兩個不同司法管轄區的規定將會蕩然無存，基本法中列明的各項市民原本權利包括出版、言論自由將土崩瓦解，原有的法治也將出現一個巨大的破洞，保護不了市民的權利及自由。對香港及香港市民來說這是clear and present danger，是防不勝防的威脅。若果我們不奮起抗議及要求糾正，情況只有越變越壞，到時候不僅出版、出售敏感政治書籍會被綁架，在報上、Facebook發言批評習近平及北京當權者也可能人間蒸發，沒有任何出境紀錄下就被抓到內地。

  事實上除了向特區政府及內地表達強烈抗議我，我們更應該爭取國際社會關注，促使她們特別是美、英等國向北京施壓，令北京有所忌憚，不敢再肆意把魔掌伸進香港。

  若果我們選擇沉默，或以為事不關己不認真追究，不全力聲援「被失踪者」，那Auschwitz集中營那段令人心寒的話便將逐步成為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