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將成另一個文翠珊！

  這個年頭政府首長都愛豪賭，愛把自己及國家前途博一鋪。最典型的例子當然是兩位保守黨首相卡梅倫及文翠珊。前者在15年大選勝出漂亮一仗後決定來一場脫歐公投，以為可以藉此修理黨內的敵歐派，穩住自己的權力。誰知陰溝裏翻船，公投意外落敗，保不住權力連相位也失去。

  文翠珊的豪賭更是輸得難看。冷手執個熱煎堆成為首相已是好運之極。她卻不想只靠卡梅倫的餘蔭，希望趁工黨勢弱特別是領袖祈爾賓表現欠佳之際來個突襲，藉新一場大選擴大保守黨的優勢及加強自己的權勢。於是決定提前近三年在今年六月大選。

 可是，她的豪賭同樣落得慘淡收場，不但無法趁工黨勢弱佔到便宜，反而在英格蘭地區失落多個議席，連原本卡梅倫留下優勢也保不住，淪為少數政府。自此以後要求文翠珊提早下台的暗湧不絕於耳，她能否熬過今年已成疑問。

  原來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同樣相信「愛賭才會靠」的道理。昨天他宣佈解散眾議院及在十月下旬舉行大選，比原先限期提前一年多。從安倍2012年上台執政算起，短短不到五年已先後兩次解散眾議院提前舉行大選。這樣一而再拿自己、政黨及國家前途博一鋪的做法怎不是「好賭成性」。

 據安倍的解釋，決定提前大選有兩個重大原因，其一是因為2019年要落實增加消費稅到10%，他希望透過大選得到民眾授權；其二是因為北韓挑釁，安倍希望民眾認同他的強硬外交政策應對危機。不過，這些只是門面的解釋，實際的原因是安倍人氣不再，支持度明顯比前幾年下跌，碰巧主要反對黨──民進黨因領導層更換及內鬥而出現危機，多位議員及資深成員退黨，令自民黨相對優勢更明顯。若不趁現時的好機會提前大選，拖到明年年中人家重新站穩陣腳後，自民黨及安倍要保住執政多數就困難得多。

  此外，安倍在黨內的支持度也不如前，他想重振聲威，鎮攝黨內挑戰者的話，打瑒漂亮的選戰是唯一的選擇，也是讓他可以以首相之位主持東京奧運開幕的唯一方法。

  從牌面上看，安倍的勝望不低。首先是自民黨民望雖跌，但支持度仍勝過其他政黨。最新調查顯示自民黨支持度有32%，比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領導的「希望之黨」高一截，原來的主要反對黨民進黨支持度則只有8%。兩者跟自民黨相距甚大，似乎沒有甚麼威脅力。

  另一方面，日本經濟包括股市近幾個月有些起色，雖仍未擺脫通縮威脅，但增長率已是近幾年最快。再加上北韓威脅不斷升溫，民眾求穩多於求變。把幾個因素加起來，安倍似乎手執好牌，勝望甚高。

  只是安倍的計算太正路，跟近幾年的選舉旋律不一樣。從脫歐公投到美國大選到今年的英國大選都出現「黑天鵝」式的賽果，選前以為勝望高的政黨或候選人紛紛敗陣，被看淡的則一一取得好成。也就是說，選民的意向比以前更難捉摸，民心變得更快。

 更重要的是他們比以喜歡有新鮮感的候選人，對建制人物或當權政黨則沒有耐性。安倍是多朝元老，執政四年多，所有新鮮感已耗盡，日本選民是否願意再給他四年時間是個大疑問。小池百合子的新政黨剛剛冒出頭，上回在東京都議會選舉已大敗自民黨；憑藉他們的新鮮感，在下月的國會選舉也有機會做出好成績，即使未能一舉執政也可拿下不少自民黨的議席，令自民黨失去多數優勢。到時候安倍將重蹈文翠珊的覆轍，「偷雞唔到蝕渣米」，甚至連首相之位也不保。

 

催涙電影

  朋友說，看「逆權司機」時不時淚流滿面，禁不住啜泣；可周遭的人哭得更厲害，四處都有拆開紙巾包裝膠貼的聲音，當中不少更是鬚眉男士。

  朋友覺得，這許多人哭是因為當中有很多場面、情懷跟三年前的佔中運動相當類似，例如催淚彈橫飛，慷慨仗義的小人物、不認識的陌生人互相救助...等。

  還未看電影不知道它催淚的力度有多厲害，但對80年光州起義的悲壯事蹟算是有一點點的了解， 那些充滿血肉、血淚的真人真事即使心腸最硬的人大概也禁不住落淚。

  兩年前的五月份在朋友介紹下有機會到光州走了一趟，參加各項起義35周年的紀念活動，有機會跟親歷鎮壓的生還者詳談，還參觀了「冤獄」的種種酷刑工具。

  記得其中一位瘦小、說話聲如蚊納的中年人熱情的陪我們走訪受難者家屬，聽她們（很多是母親）憶述5月18日前後那段可怖的日子和失去丈夫、兒子的悲痛。35年過後，母親們說的時候已相當冷靜，語調平和；可說到自己如何像瘋子般衝進醫院找兒子卻只找到屍體時仍免不了有些激動，眼眶都濕潤了。以韓國人的暴烈，只怕當年這位母親肯定哭崩醫院。

  同行的韓國朋友後來跟我說，一直陪着我們的那位先生當年為了在街頭搶救傷者被便衣抓捕，在拘留所頭幾個月天天被毒打和面對半懸吊的酷刑，內臟都被打壞了，氣也破了，只能少聲講話。

  醫生跟他說，不知道有多少年可以活。可他還是想盡每一分力讓所有願意知道、了解光州起義的人知道那一年的那些事，讓死去的義士不會被人遺忘。令悲痛的事跡永誌在人類史冊，警惕所有的專權政府的可怖。若把他的故事拍成電影，只怕同樣催涙。

從「逆權司機」反思雨傘運動

  不知是巧合還是有意為之，在韓國大賣的電影「逆權司機」選了在「雨傘運動」三周年前後的時刻在香港公映。據說不少觀眾邊看邊禁不住啜泣，禁不住掏出紙巾抹淚。

「逆權司機」說的是1980年南韓光州起義反抗軍政府暴政的故事，當中有些氛圍、有些場景的確跟「雨傘運動」有相似之處，例如催淚彈在街頭橫飛，例如學生、市民激於義憤紛紛走到封鎖前線聚集，例如抗爭者如何守望相助有飯同吃有難同當，還有運動在鎮壓下無功而還的悲涼，還有熱血青年、市民付出沉重代價……等。難怪觀眾看時會觸感傷情，鎖不住眼淚。

  當然，「光州起義」跟2014年的雨傘運動也有些不同之處，包括軍警鎮壓的力度與強度，全斗煥軍政府出動的是正規軍、特種部隊、裝甲車和M16自動步槍，軍警還有對反抗者格殺勿論的權限。此外，全斗煥政府把整個光州市封鎖起來，人員、訊息都不得進出，新聞傳媒不准報導。要不是那位來自首爾的司機冒險把德國記者送到光州（逆權司機的故事），拍下大量鎮壓的片段然後成功運出國外，光州鎮壓的真相隨時跟烈士一樣長埋地下，受難者及家屬想說也說不清。

  此外，光州起義及鎮壓成為南韓民主運動的火炬，點亮了良知，延續了抗爭，成為南韓在八十年代末走向全面民主的重要催化劑。到今天，南韓人民可以正面面對國家經歷過的黑暗與苦難。可在香港，「雨傘運動」三年下來民主之路越見難行，北京及建制派把權力抓得更緊，雨傘運動的中堅份子更一一面對秋後的算帳，有的已陷牢獄，有的正面對審訊，有的則被捕前途未卜；而大部份曾參與的市民則有不知何去何從之感慨與無力感。

   儘管80年光州起義跟雨傘運動不盡相同，但那段悲壯歷史包括「逆權司機」叙述的故事仍然值得我們在反思雨傘運動得失與前路時細味參考。

  第一點要想的是，光州起義不是獨立的事件，是韓國人民百年來爭取自主、民主抗爭的一環，上承二十世紀初反抗日本殖民統治、二戰後反對李承晚專權政府的抗爭；下接南韓民主化後反倒退、反遺忘歷史的重要鬥爭。事實上過去十年保守派當權，政府刻意冷待5.18這日子，還對光州市採取孤立、打壓的態度，包括壓制當地的基建、經濟發展。可以說，光州的抗爭還未終結。

  雨傘運動同樣是香港民主運動的一章，跟零三年「七一」五十萬人大遊行及八九六四支援民主運動一脈相承，同樣喚醒了一代又一代港人的民主、參與、抗爭意識。因此，雨傘運動結束並不是民主運動的終結喚醒了的民主意識也不會就此消逝。只要有合適的土壤與時機，隨時可以出現另一場空前的民主運動。五年前有誰想過香港最繁忙的市區黃金地帶會成為民主抗爭中心，數以萬計市民天天在討論香港的前途，民主的前路？

  第二點要想的是低潮中的堅持。八零年光州起義被鎮壓後出現的是真真正正的「白色恐怖」，軍警隨意抓捕，便衣密探滲入人群中執法，被捕的學生、市民不問情由被長期拘禁毒打，死在拘留所的不少，僥倖生還的也有不少因長期被虐打而永久傷殘。新聞被嚴格封鎖，經濟因政府刻意打壓而奄奄一息。可在這惡劣的處境中，光州人民沒有互相指責抱怨，而是大家互相支持，互相鼓勵，努力蒐集各種鎮壓的證據，努力為起義的人和事做紀錄。積蓄力量作長期抗爭。

  傘運後香港面對的打壓及困難不少，但社會仍有一定的空間活動及抗爭，我們實在沒有理由、需要把精力耗在互相指責、互相扯後腿上，該做的是研究如何積蓄力量，消弭分歧，為應對政權及建制派的壓力及長期抗爭做準備。

  應該看到，北京近一年已調整佈局，「移走」了令建制派分裂的梁振英，換上能統合建制派的林鄭月娥，令他們的實力更強。再加上政府利用檢控權把司法機關變成建制派的助力，未來的抗爭只有更複雜、更難打，需要非建制派廣泛團結和細緻的策略回應，需要不同世代的人擕手堅持。

  要緊記，推動民主不是一代人的事，是一代又一代人的事；時代沒有選中某些人，時代呼喚所有人積極參與。

 

彭定康是如何「煉成」的！

知道肥彭的新書叫“First Confession”後，心中不禁浮起一個疑問。他自小領洗，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到教堂向神父做Confession的經驗肯定不少，怎麼年過古稀才來個First Confession。仔細看完書後才明白，這是肥彭第一次向讀者交代成長的複雜時代與政治背景，還有當中涉及的不同身份及細味到的identity politics，一方面讓讀者明白who's Chris Patten，另一方面，也對應當前紛擾的世局。

  今時今日，英國傳媒往往稱他為Tory Grandee（保守黨大老），肥彭總覺得這個稱號有些別扭，他的父親還可能覺得不可思議。事實上肥彭的確不能算是保守黨大老的典型。首先，他來自中下層愛爾蘭移民家庭，又是天主教徒（並非英國國教聖公會信徒），對向來以英格蘭中上層、地主甚至blue blood為主的保守黨來說，肥彭算是異類，要不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保守黨開始打破階級、背景壁壘，容許不同背景人才流動，他要排眾而出攀上保守黨領導層不容易。跟他命運相近的還有被戲稱為 grocer's daughter （雜貨店東主女兒）的鐵娘子戴卓爾夫人。肥彭在那樣的氛圍下展開政治生涯，他對出身、家世、宗教等identity issues 的影響自然深有體會。

  從這樣的個人起點，肥彭在書中縷述自己如何在世界不同角落、不同工作、不同政治位置上碰到我們vs他們的問題，包括六十年代拿獎學金到美國遊學一年，親眼目睹黑人、白人之間的巨大鴻溝及當中的爭議如何根深蒂固，如何難以扭轉。

  到八十年代首次加入政府涉獵北愛爾蘭事務，肥彭更是有血有肉的感受到北愛爾蘭新教徒（基督徒）社區跟天主教徒社區之間的巨大裂痕以至血海深仇。由於互相仇殺包括放冷槍、放炸彈事件不斷，作為北愛事務次官的他要在北愛爾蘭不同社區活動都得小心翼翼，還要學懂如何用輕便器材檢查自家的汽車有沒有被放炸彈。那種緊張兮兮，驚心動魄肥彭寫來雖然輕描淡寫，還偶爾拿太太Lavender開開玩笑（說她更善長檢查炸彈），實際上大概只有親歷的人才會知道，那種因身份認同而來的death threat有多近、有多真。

  北愛問題讓肥彭見識到identity politics最埋身肉博的情境，他當上港督及跟中國交手則是形而上的衝擊。還記得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大力提倡的「亞洲價值觀」嗎？肥彭九十年代東協助英國在香港光榮撤退，包括盡快讓西方的價值、體制及自由在香港生根。這個「不可能的任務」令他陷入一場又一場東西方文化論戰：既要回應內地官員指他是三違反的「千古罪人」，又得引經據典反擊香港不能加快民主步伐的說法，還要為他下放權力辯護，證明香港已準備好迎戰西方式民主、自由、人權。這一切對肥彭固是一種歷練，香港社會在回歸20年後的今天對此更是爭論不休。

  還有他成為歐盟外交事務專員後處理巴爾幹半島特別是科索沃問題的經驗。那幾年的穿梭往還交涉，讓他深切體會到多年相安無事的鄰居，因為「你是誰我是誰」這個問題一夜間反目成仇，以冷血、殘酷的方式互相仇殺，結下十年以至幾十年難解的恨與怨。

  不過，肥彭是個好的作者。總不忘在乾巴巴的政治活動、分析中加插一些人情趣味故事，一些令人不禁芫薾的anecdote和名言雋語，例如說前首相希斯如何自顧自吃龍蝦沙律午餐，對從清早一直工作已腹如雷鳴的肥彭及助理渾然不覺，反而像「擺景」般問他們是否很「肚餓」，教肥彭氣結也令人對希斯為何迅速倒台有另一份認識。

  書中引述名相邱吉爾的一句話更教人哭笑不得。在愛爾蘭問題上，他說：“We have always found the Irish a bit odd. They refuse to be English.” 這樣的專斷與自我中心難怪愛爾蘭人一直不服氣。

  問肥彭"First Confession" 後還有甚麼寫作大計，他說可能還有"Honest Confession" ，還考慮把當年任末代港督時寫的日記出版成書。不知道他會選個怎樣的書名！

 

延伸閱讀：Chris Patten, "First Confession: A sort of Memoir", Penguin Random House, UK, 2017

困厄多情

蘇格蘭沿岸海島多不勝數，出名的如Islay是Single Malt Whisky 重鎮，小小3000人的海島就有八家酒廠（很快有第九家），而且各有勝場，有泥煤味入骨入血的Laphroaig、Ardbeg，有木香馥郁的Bowmore……。

  東北方的 Orkney，島上也有兩家威士忌廠，其中 Highland Park 廣受酒徒歡迎。不過，今次造訪Orkney最觸動心靈的倒不是嚐到Highland Park及Scapa 的好酒，而是一家素樸的小小天主教堂，當地人叫Italian Chapel，教堂外還掛上了一面意大利「紅白綠」國旗。

  跟巍峩莊嚴的大教堂如巴黎聖母院等相比，這個 Chapel算是寒傖，只有門面髹了白色漆油、有點教堂的模樣，門後建築活脫脫就是一個軍營，只有灰沉沉的水泥。

 這不奇怪，因為建造chapel 的是被英國在北非戰役俘虜的幾百名意大利戰俘。他們1942 年被調到Orkney 建堤霸，一方面改善居民生活，另一方面也為了防止德國潛艇偷襲附近Scapa Flow 駐紮的英國艦隊。

 這些意大利戰俘工作相當吃力，加上蘇格蘭北岸又濕又冷，跟陽光長照暖和的意大利有天壤之別。可在苦寒之地當苦工的戰俘沒有就此放棄信仰生活，倒希望在困苦中保住尊嚴，於是要求英軍指揮官容許他們用兩座鐵製的臨時戰俘營建一家教堂，讓他們有個心靈慰藉及進行彌撒的地方。

  就這樣，戰俘們花了近兩年用各種剩餘物資建堂，包括在沉船拆走木條做成圍籬、牛肉罐頭做燭台、用他人剩下的油漆畫上聖母與聖子...等。

  1944年夏天他們終於把chapel 建成，還辦過多場彌撒。有感戰俘們的努力，島民答應會在他們回國後繼續修葺保養教堂，令chapel 變成Orkney 民眾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定。1960、1992 年島民一再邀請當年建Chapel的戰俘們回來訪問及參加彌撒，一起見證建堂的努力沒有白費。

  這個在困厄中保住對宗教及善的追求的故事令人想起年前那齣感動人心的電影「一個快樂的傳說」。意大利人表面上不覊隨意，可對人生的堅持絕不是說笑的。

威士忌戰國時代

  威士忌的學問果然不能小覷。表面看它的「原料」非常簡單，大麥、水、烘乾麥芽的燃料，還有儲存的地方。釀造過程各間酒廠大同小異，都需要把麥芽發酵再變成類似啤酒的濃馥液體，然後反覆蒸餾，再在蒸餾過程中截取最「中庸」的透明液體放進美國或西班牙木做的Oak cask 或Sherry cask，然後好好儲存在濕冷的倉庫就是了。

  參觀過超過十家蘇格蘭威士忌酒廠，看到的釀造過程都差不多。

  可是，大同小異的釀造過程生產的威士忌卻真的能做到各有性格，各有特色，從酒的顏色到氣味到酒體到味道都有微妙的差別，足以讓酒徒如我禁不住一試再試，想多了解了解。

  最近有機會來一個另類的horizontal tasting，一天之內走訪了：Macallan、Glenfiddich 和 Glenfarclas 三家 Speyside的主要酒廠，總共試了十二種不同的威士忌，當中有的以年份為特色如15年、18年、21年；有的則玩酒桶的crossover，把不同種類酒桶的存酒混在一起，希望撞出新的味道；有的則持守百年傳統釀造方法，連打麥粒機也是二戰前後的古董。

  總之，各有自己的特色，各有自己Story line，卻又言之成理，令威士忌市場真的呈現各有千秋的良性競爭而不是一樽獨大或一廠獨好。

  也許因為不同酒廠都努力建立自己獨有的定位，令威士忌這「杯中物」越來越成為風潮及年青人的時尚，認識的年輕朋友中有的剛大學畢業已有好幾年酒齡，大概很快就會超越我等中年才入道的酒徒。

  事實上今次看的三家酒廠都在進行大規模擴建，包括建造比以前大得多的酒倉和更寬敞的遊客服務中心。由此可見，威士忌酒廠此刻都信心滿滿，準備提升產量，迎接更大的市場。

  難以預料這股熱潮會維持多久，但若果威士忌酒廠能繼續在氣味、味道、story telling 上創新，威士忌酒友肯定越來越多。

死又何憾！

不認識鄧永鏘先生，這許多年來只是透過媒體報導及他的言行認識這樣一位Colorful的人。最欣賞及羨慕的是鄧先生實在活得痛快，真正率性而行，視浮名權勢如糞土。

  鄧先生是名門之後，人脈關係不管在回歸前回歸後都管用，真想要圖個甚麼方便，拿些甚麼政治經濟利益大概不難。可鄧先生沒有圖甚麼政協、人大名銜，也不屑於找甚麼諮詢委員會議會的名份，始終按自己的生活節奏過活，依然愛說甚麼話就說甚麼話，不會故意開罪甚麼人，可也不會為免得罪人而委曲自己，不敢直話直說。

  他駡那些本地大富豪變臉，他們在回歸前拚命勸諫英國政府不要把香港交到共產黨手上，以免繁榮不保。到回歸後卻又拚命唱紅歌高呼祖國萬歲，爭相展示自己的愛國心。他的話說來份量十足，又不轉彎抹角，讓人聽來痛快之極。試想，大富豪中有他的世叔伯，有相識的朋友，一下子得罪這許多舊識，不容易啊！

  且看香港其他世家子弟或富二代富三代，他們二十年來只懂爭先恐後要成為甚麼政協委員，有的連省級的政協也不放過。遇上甚麼爭議事要不是避而不談就是唯唯諾諾，甚或像鸚鵡學舌重複北京官方的話，連一點點自己的看法、主見都沒有。像他們這般坐擁十億、百億甚至千億身家的人，卻依然自願「摧眉折腰侍權貴」，實在窩囊得很。相比之下，更覺鄧永鏘先生的瀟灑磊落。

  對於生死，鄧先生同樣達觀，病重之際還計劃為自己辦一個告別派對，想跟好朋友最後聚首再高高興興的歸去。只是死神來得快，告別party沒開成，鄧先生的朋友們大概不無遺憾。 

  還好鄧先生生已盡歡，大概死亦無憾了。

中國已成全球學術自由大患

大名鼎鼎的學術刊物「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被逼把北京政府視為敏感的學術文章下架的風波暫告一段落，「中國季刊」、劍橋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幾經考慮及在國際學術界壓力下終於改變初衷，決定不向北京的壓力「跪低」，重新把三百多篇涉及「八九六四」、「西藏問題」等的文章上架，總算保持了對學術、言論自由的堅持。至於北京當權者有甚麼後着，例如會否對不識抬舉的China Quarterly有何處分目前還不知道。能確定的是北京當權者絕不會就此罷休，必然會找機會懲誡不聽話的機構及負責的編輯人員，還會採取其他措施防止內地的老師、學生有機會接觸敏感文章。

  北京當權者近幾年變本加厲的控制傳媒，控制言論及思想，甚麼Facebook、Google等互聯網巨企早早被「修理」，不是被完全排除在內地市場就是只能提供潔淨版，事事要受內地官方審查。可是，北京把矛頭指向嚴肅學術期刊如「中國季刋」仍是大動作，因為它意味學術、思想自由進一步被收緊，意味中國跟國際學術發展脫軌而不是接軌，意味中國政府為了維穩情願把新思想思潮拒諸門外。

「中國季刊」絕不是大眾讀物，期刊中的文章未必每篇都用語艱澀理論複雜，也不是每篇都是幾十頁的大部頭學術文章，但肯定不是輕、短、薄的現代網絡文體，題材、內容相當專門，除了學術圈中人特別是搞中國研究或對中國有特殊興趣的學者外，會定期追看「中國季刊」的人不多，一般讀者只會敬而遠之，甚至連這個期刊也沒有聽過。可以說，這樣的期刊根本不會對中國民眾的想法或日常生活有大影響，更不會挑動甚麼社會運動或潮流。從維穩角度看，「中國季刊」該算是風險極低的刊物，根本不必費神加以管制。

  可現在中國管控意識型態的部門連這樣一份沒有甚麼人傳閱又難以轉發的嚴肅學刋也不放過，也要先「淨身」才能進入中國，她對思想控制之嚴格及全面實在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控制的魔掌伸到外國學術期刊有一個極大壞處，那就是切斷內地學術界、學者、學生接觸新觀點、不同觀點的機會，令內地學術圈的視野越來越窄。社會科學研究跟自然科學研究一樣，都需要理論、思想上的不斷切磋撞擊，都需要經常參考其他人的研究、理論成果。這樣不但可以令自己在研究上少走彎路，還可以加快淘汰過時或錯誤的理論，為社會研究及解決社會問題提出新方向，新點子。但北京現在連學術期刊也要先在政治上作過濾，這等同把內地學者、學術界面向世界窗口關上，連「透氣口」也關上，內地大學教授、學生即時變得耳不聽目不明，不但隨時錯過新理論與研究成果，也難以跟國際學術圈交流，只能眼睜睜的被人家拋離。

 

  另一方面，北京大幅加強控制學術圈對全球學術、思想自由為禍極大。應該看到，「中國季刊」是國際非常有份量的學刊，連它也幾乎被迫接受北京的遊戲規則要自行閹割，放下對學術、思想自由的堅持。其他次一級的期刊，其他號召力、知名度稍不及的學術機構或研究機構只怕更難敵得過人民幣的壓力，很容易向中國政府跪低，放棄一些對中國政府敏感的研究課題及學術文章，這不是變相把整體學術研究的空間收窄嗎？

  而且，中國經濟力量持續上升，中國政府有更大本錢把「北京模式」加諸國際學術機構及學者身上，逼他們接受審查。久而久之，獨立、無畏無懼的學術研究將越來越難找到贊助或發表的園地，

更可怕的是，中國的做法對其他強權政府肯定有示範作用，令她們模仿有關的做法，在審查傳媒、互聯網之餘連學術期刊與研究也不放過，也要求學術機構及出版社先把出版物「清洗」再批准入境。沒過多久，俄羅斯、土耳其、伊朗、菲律賓、沙地阿拉伯……等國家都可能自設學術禁區，逼學者、學生遵守。這樣下來，由哥白尼、伽里略等開始奮鬥了幾百年才爭取到的學術、思想自由將日漸萎縮，甚至岌岌可危！

國歌法

  香港要為國歌立法看來免不了，只差細節如何規管，如何執行而已。

  殖民地時代香港對所謂國歌印像模糊，沒有太在意。當中原因很多，英國本身對約定俗成的國歌「天佑我皇」（God save the Queen / King）本來就不着重，除了非常隆重的場合外，其他時候極少演奏，更不要說在學校課程中指定。中、小學12年加大學四年一次「天佑我皇」也沒唱過，混音戲謔版的「個個揸住個兜，刀叉都生咗鏽……」倒哼過幾句。

  英國國歌聽得最多是深夜睡不好碰上電視台收台的時候。那時每天廣播結束都會放上「事頭婆」玉照再配上國歌，以示告別。只是，依中國式思維，國歌放在收台時候用可能被視為不敬，有影射國家「收檔」之嫌。

  港英時代不在意國歌還有另一個原因，那就是國共兩黨直到九十年代仍在爭奪政治正統位置。親大陸的自然唱「義勇軍進行曲」，親台人士及團體則高唱「三民主義吾黨所宗」，大家各不相讓，勢同水火。夾在中間的港人為免麻煩也不想take  side，自然對「國歌」敬而遠之。

   現在香港已牢牢在北京的口袋中，這個政府最講究要人民俯伏在她的權力象徵包括國旗、國徽、國歌之下，以示恭順。於是便想到立法強制所有人對國歌國旗必恭必敬，不然便得受罰行政拘留、罰款以至入獄等。

  只是，是否真心誠意尊敬愛護國家不在於勤唱國歌，更不在於立法逼大家在國歌奏起時肅立，而是在於這支旗、這首歌背後的國家有沒有好好保護尊重民眾的權利與自由，視他們為真正的主人而不是政權的順民！

 美國人看NBA時唱國歌多起勁，他們可沒有甚麼國歌法逼大家表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