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 "egg and omelette" 的比喻

   已故英國哲學家Sir Isaiah Berlin（柏林）可算是當代自由主義最有力的捍衛者，談開放社會、自由主義都不可能錯過他，即使他已逝世多年，引用他文章、學說的人仍然多不勝數。剛在前幾天，香港大律師公會及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不約而同引用、重刊Berlin 20年前的一篇短文，提醒大家不要忘記社會的多元價值、不要盲目相信甚麼終極之善或最純潔理想，否則極可能跌進極端主義的陷阱，損害社會珍視的其他價值之餘又達不到想爭取的目標。

  Berlin的文章雖然比自由主義前輩John Stuart Mill輕鬆一點，多一些趣味，但大部份仍然是一板一眼、正經八本。這篇20年前接受多倫多大學榮譽博士學位的「謝詞」卻罕有的添了一些生動的比喻，包括被大律師公會引用的「雞蛋與蛋餅」（Omelette）的比喻。原文是這樣說的：

"One cannot have everything one wants—not only in practice, but even in theory. The denial of this, the search for a single, overarching ideal because it is the one and only true one for humanity, invariably leads to coercion. And then to destruction, blood—eggs are broken, but the omelette is not in sight, there is only an infinite number of eggs, human lives, ready for the breaking. And in the end the passionate idealists forget the omelette, and just go on breaking eggs."（人不可能贏盡一切，妄圖好事盡攬，追求單一、至善至美的理想只會帶來暴力及毀滅。你可能有無數的蛋（人命），蛋摔破了，但蛋餅（Omelette）仍沒有給炮製出來，到最後理想主義都忘記了要炮製蛋餅的初衷，只管繼續不停把蛋摔破。）

  大律師公會就是援用這個「蛋與蛋餅」的比喻提醒「雨傘運動」參與者不要因為追求民主而隨便破壞法治、秩序等其他價值，以免到頭來民主得不到連法治也失去。

  大律師公會是否過慮，他們把Berlin這個20年前的比喻引用在當前的香港是否合適可以有不同看法，值得作更深入的討論。

  搬開香港人情況不論，Isaiah Berlin 20年前的忠告委實有重讀的價值。踏進二十一世紀後，各種各樣的極端主義從原教者主義到極端民族主義到右派民粹主義都有死灰復燃的情況，大家都不耐煩透過理性討論、互諒互讓、協調妥協處理問題，總是把問題提升到敵我矛盾，總是認為自己的目標最偉大崇高，其他想法、價值、宗教不是不屑一顧就是視作敵人，必需消滅之而後快。結果是理性主義退潮，極端想法抬頭，再多溝通網絡、途徑或apps帶來的不是更多了解與體諒，而是分化、分歧與互不信任。

 重溫Berlin這篇被他稱為"Short credo" 的短文可以提醒大家，人類珍視的各種價值不是渾然天成，和諧共融的，而是互相矛盾甚至是難以調和的。追求自由跟平等就經常起爭端，互不相容；如果人人可率性而行，自由活動，不同的秉性能力便會帶來非常參差的結果，令社會變得嚴重不平等。反過來追求絕對平等的話，個人自由便必需大力限制，以免各人所得有巨大差異。又譬如公義（Justice）跟同情諒解（Mercy）同樣互相矛盾，追求公義便不能法外施仁，同情諒解便得靠邊站。

  正因為人類的美好價值之間有各種各樣的矛盾，社會在追尋這些不同價值時必需平衡取捨及互諒互讓（trade-off），必需兼顧不同需要及追求。硬把個別價值、目標凌駕其他價值，不肯退讓折衷的話，大家將只顧搶佔道德高地，指罵他人墮落沉淪，進而走入唯我獨尊，我最正確偉大的偏執中，最終演成越來越激烈的紛爭，令極端思想抬頭。

  寫這文章時，Berlin 對二十一世紀還是樂觀的，相信自由主義價值、多元社會將繼續邁步向前，大概不必他這輩人再指指點。今天看來，他還是太樂觀了。

擱筆

  做文字的人對有作者擱筆不寫的事總抱着特別興趣，想知道他們想的是甚麼，心裏的掙扎怎樣。最近看了前立法會教育界議員、被稱為「華叔」傳人的張文光在某報的告別作後，心情有點像打翻五味架一般，各種滋味都湧上來。

  張先生在「告別」中說，對香港民主發展過去一直抱「死馬當活馬醫」的想法，儘管情勢不利仍不願放棄，始終抱持一份希望。到這一回人大落閘，馬真的死絕了。他不得不重新思考形勢自己的位置，決定暫時放下筆桿，沉潛一下，整理思緒。張先生過去幾十年是本地民主運動的中堅份子，經歷過高峯，也捱過被四方圍攻的低潮，連他這裏身經百戰的人也感到痛心難耐要來一次大反思，局勢之凶險無望可想而知。

  跟張先生的歷練當然沒法比，可對時局的無奈，對理性對話之路被全面封殺同樣痛心，有一刻也曾萌生過擱筆放棄評論本地時事的念頭。想的是，在橫蠻無理的強權面前，在只有表態沒有討論的氛圍下，再講道理，再想以理據、邏輯說明落實民主、普選的好處似乎沒有甚麼用，也沒有誰會聽。只是，寫作畢竟已成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環，就像吃喝、呼吸那樣，不把想法寫下來反而更難過。

  「告別」中還提到走訪南韓民主聖地──光州的經驗。他說，那裏有當年鎮壓的遺跡，有受難者紀念館，還有滿山墓碑。墓碑都是學生的，寫的去世日期是同年同月同日！

  民主之路怎麼總是沾滿年青人的鮮血，可灑了鮮血卻又不一定能讓民主順利上路，看到這裏想到在佔領區的年輕人，心不禁像孭上鉛塊般不住下沉。

Kenny G的音樂與政治

  朋友知我臨老學吹「色士風」，打趣問我對Kenny G撐又唔撐「雨傘運動」有甚麼看法，會不會從此不聽他的演奏或CD。

  這個問題其實有點問錯。十幾年前剛的確有一段日子相當迷Kenny G的音樂，也是從那時候開始萌生學吹「色士風」的念頭，只是「色士風」沒有學成，對Kenny G的熱愛卻很快退潮，不到半年他的CD就擱在一旁。

  要說原因，沒有甚麼特別，大底是覺得他的演奏太順滑，太工整，每粒音都滑溜無縫，沒有瑕疵，可卻好像沒有性格，沒有人味，多聽幾首歌就感到飽飽滯滯，有點「漏」，就像吃完梳乎厘再來楊枝甘露再加Apple crumble 後還要再來一客合桃露一般，實在吃不消。自此以後他的唱片都躲在暗角，從來沒有再拿出來聽，甚至沒有想起他的音樂。

  一年前開始臨老學吹「色士風」才想起這位仁兄，記起存有他的唱片。聽老師說，Kenny G吹的是高音色士風，跟我學的中音色士風不同，技巧要求高一些。而且Kenny G有一種自創的循環呼吸法，讓他換氣時好像不費力一樣，跟我那種氣喘如牛比跑步還辛苦的呼吸完全不同。聽過老師的解釋，實際把弄過那件樂器，真正明白Kenny G委實是高手，難怪音色如此圓潤。

  從大堆舊CD中翻出他的舊作再仔細聽，終於體會到他技巧之高，音色之圓熟。只是，多聽幾首歌後那份膩的感覺又來了，結果還是沒法聽完整隻CD。

  至於Kenny G急急跟「雨傘運動」劃清界線倒沒有太大感覺。他畢竟是個走江湖的藝人，吃的是八方飯，沒理由得罪人特別是有權有錢的人，也許本就不該對他有甚麼期望。

型爆獅子山

  那些常常訕笑港人沒有創意的人該閉咀了！單單是上星期把「我要真普選」直幡掛上獅子山的行動就反映港人創意無限，有心有力。

  起初看到有人在獅子山山頂掛上「我要真普選」直幡片段時先是一呆，覺得有點不真實，有點懷疑是不是另一次網上惡作劇。確定真有其事後心裏禁不住湧出一個「型」字。

  香港政治活動向來給人一種嚴肅沉悶，一板一眼的感覺，跟「型」這個字完全沾不上邊，居然有人想出借獅子山作背景發出政治訴求，還要遊繩從懸崖滑下去逐點逐點用繩和釘把幡張起來，少點體力、勇氣、膽汁都做不來，真是「型」得沒話說，那些只懂「找大媽」、社團人士出手衝擊和平佔中運動的人真是相形狂拙。

  聽「勇者」解釋整個行動構想更是佩服。他們說「獅子山下」象徵香港的拚搏精神，反映當年香港人憑努力就能向上流動改善生活的狀況。今時今日不管年青人、中年人向上流動的渠道都給特權階層堵塞了，「獅子山下」精神褪色了。爭取真普選，重建公平競爭就成了新的「獅子山下」精神，所以有必要把直幡掛在獅子山上，好呼召大家再努力。

  獅子山不是太平山，少了那份殖民色彩，少了那份權貴味，多的是庶民同舟共濟一起打拚守望相助的象徵。民主就是這樣一回事，香港還有甚麼比獅子山更適合掛起民主的旗幟呢？

  這個有創意有型又有想法的政治行動放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毫不遜色。689政府雖然很快把直幡拆掉，可那一面黃色民主旗幟早已銘刻在我們心上

中國另起爐灶

  由中國主催、主導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已於近日正式宣佈成立，初期資本為500億美元，大部份由中國政府出資，成立後銀行方面期望資本可以迅速增至1000億美元。銀行的創始會員不算太觸目，除了中國作為龍頭外，大型經濟體只有印度，其他都是較小型或在全球經濟中地位次要的國家及地區如巴基斯坦、蒙古等，東盟十個成員國中最大經濟體印尼也選擇暫時不加入。

  這個資本將會高達1000億美元的區域開發銀行究竟會發揮甚麼作用，究竟能否挑戰美國、日本支持的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以至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作用及地位當然有待觀察，但美國、日本對這個中國新外交「工具」存有戒心以至敵意則是不爭的事實，她們努力打造跨太平洋伙伴協議（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就是要確保在亞太政經秩序中保持主導位置。

  就着AIIB的成立及作用，紐約時報前不久搞了一個微型論壇，邀請了四位背景不同的學者、作者就銀行的作用及美國政府該有的反應作評論。有點令人意外的是，所有作者都認為成立 AIIB 符合國際政經局勢變化，美國想約制這家由中國主導的區域開發銀行的發展將是徒勞無功的。他們認為中國行將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她希望透過輸出資本及技術擴展影響力既自然也是無可避免的。更有作者認為中國要另闢出路成立AIIB是因為在現有的國際政經秩序及架構中她找不到着力點，老是被美國及發達國家騎在頭上，該有的改革又遲遲不來，無計可施下中另起爐灶，自搞一套。

  四位論者的詳細論據大家可以看原文仔細咀嚼，但國際金融秩序改革委實躭擱太久，未能切實反映千禧年後經濟力量的分佈及變化，AIIB成立不過是對舊秩序的一種無聲抗議而已。

  先說亞洲區內支援後進國發展的亞洲開發銀行（ADB），它從成立開始已由美國、日本主導，簡單來說就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亞洲版，不過主事的不是美國而是她區內的小弟弟──日本。ADB總裁一職長期由日本人出任，貸款及投資政策則主要依循IMF及世銀的規範，中國的參與及影響力極為有限。可現在中國已成為亞洲最大經濟體，又是大部份亞太區經濟體的最大貿易伙伴，在區內實質經濟影響力肯定已超越美、日，偏偏她在區內主要的國際金融架構卻沒有話事權，話語權也相當有限，這實在不太合理。

  在全球範圍來看，美國經濟、金融影響力正在減退，新興經濟體特別是中國的實力則不斷上升，可她們在IMF、世界銀行中的投票權始終受限制，影響不了大局，更不像美國那樣享有否決權（美國在IMF有15% 投票份額，足以否決任何重大建議或改革），而出掌IMF總裁及世銀行長的人仍然是歐洲人、美國人。這個不合理格局不變的話，IMF及世界銀行將逐步失去中國及金磚國家支持，不同地區以至全球範圍也可能出現更多類似AIIB的國際金融組織，跟IMF、世銀直接競爭。

http://www.nytimes.com/roomfordebate/2014/10/20/a-chinese-rival-to-the-world-bank/us-resistance-to-chinas-regional-bank-is-futile?emc=eta1

(原刊 25／10 信報 EJ Global 版）

酒與杯

 

  「笑傲江湖」是最喜歡的武俠小說，不知已看過多少遍。以往看的都着眼於令孤沖的跳脫，任盈盈的痴情靦覥，岳不群的虛偽暗險，沒有留意祖千秋這號人物。幾年前成為酒徒後才驚覺走漏眼，忽略了這個真正懂酒、愛酒的有趣角色。祖千秋就像現代神級品酒師一樣，一嗅就知道令孤沖請他喝的是62年的三鍋頭汾酒。最厲害的是他隨身帶着多種不同的酒杯: 古藤、翡翠、琉璃、夜光杯...，喝不同酒時用上，以免蹧蹋了美酒。據他說，葡萄酒配夜光杯，梨花酒配翡翠杯，那份講究比今天的品酒師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這樣Cru bourgeois級（低於五級）的酒徒當然沒有祖千秋那樣講究，可在香港赴酒局或是到朋友家喝酒吃飯還是經常自備私家杯：至少一隻香檳杯、一隻波爾多紅酒杯，有的時候會帶備半打香檳杯赴會，好讓人人有杯用。

  倒不是炫耀品味或喝酒級數，只是喝不同酒委實得用不同杯才能盡嘗酒味。香檳除了果香、琥珀色外，還要看它的氣泡夠不夠，有沒有力。得用上高身香檳杯才能避免手的熱度令香檳不夠chill，又能細意欣賞氣泡像煙花不住升起的繽紛。盡興本該如此嘛！

  帶紅酒杯是出於另一種考慮。高級法國餐廳、酒店食肆沒甚麼問題，他們大概不會端出Riedel的Sommelier系列酒杯，但給客人使用的紅酒杯至少光潔明亮，透光折射度良好，可以清楚看到紅寶石、紅磚（老酒）在杯晃動時的色彩，可以留意到酒的光澤。前不久喝過一枝85年的Trotanoy，酒色鮮嫩光亮猶如05年後的年青紅酒，充滿朝氣模樣。要是用上暗啞、透光不足的食肆酒杯，欣賞指數肯定大跌。 

  不過，一般食肆酒杯最大問題是氣味和水漬，中式食肆情況最嚴重。侍應端上的水杯往往仍有水滴、水漬，真是用也不是，不用也不是。即使沒有水漬水滴的也經常有各種異味，如洗潔精或抹布的「餘香」。即使香氣如百花盛開的Emmanuel Rouget Cros Parantoux2001 也肯定大打折扣，彷彿從Jardin Luxembourg 忽然跌進堆填區。

  為免煞風景，損折了好酒，自攜酒杯是不二法門。講究的，當然可帶Riedel或更高級的「神器」。若擔心外邊人馬踏雜摔破的話，一些在家常用、透光度良好的杯已夠用。

  當然，酒杯只是品酒的一環，不必把自己弄得緊張兮兮，煞了風景。記得有回跟老朋友燒烤共聚，帶了一支意大利Barolo，心想配雞翼、牛扒、腸仔該不錯。到達燒烤場才醒起沒帶酒杯，心想將就一下用膠杯吧，大家高興就好了。誰知道這是一家別有性格的燒烤店，連膠杯（超市十元八塊十隻那種）都沒有，只有樽裝、罐裝飲品提供。有酒無杯，唯有跟朋友說今晚不喝紅酒，只「隊」啤酒吧！

  可大伙兒喝得高興，有酒怎能不飲，便各自製「酒杯」，有的把啤酒罐、汽水罐用水沖洗，有的把蒸餾水喝光，騰下空樽作器皿，有的拿膠碗充數，不一而足。起初仍在猶疑，不願開瓶，覺得濫竽充數的「酒杯」蹧蹋了好酒。後來大伙起哄：「盧峯帶酒來都唔請我哋飲，咁算點！」一哄罵醒夢中人，心想自己當真迂腐，與朋友共飲才是好酒真義。既然大家都不介意，自己有甚麼猶疑呢！於是邊笑邊小心把Barolo倒進膠樽、啤酒罐、膠碗……然後一起舉杯痛快共飲。

 大伙都說這支Barolo出奇的好味！

對話、對決

  學聯跟政府官員對話，最後居然變成好像學界辯論比賽般大家有主辯副辯，各自提出自己的觀點，批駁對手的觀點，實在有點奇怪。

  所謂對話，簡單來說就是你聽聽我的想法，我聽聽你的意見，看看彼此觀點有何相近之處，然後互相修正以拉近雙方的距離。辯論卻是另一回事，大家只管堅持自己的觀點，拚命攻擊對家的看法。想的不是拉近距離而是score points，爭取支持者。不知道這是原來的計劃還是現場的dynamics驅使，只知道政改辯論在議會內外已有不少，再來一場或幾場「講人自講」的辯論只怕沒有甚麼作用。

  說到表現，年青學生比一眾官員好得多。這不難理解，說人話、真話總比打官腔自然暢順一些。當人被逼要為一些自己也不信的東西辯護時，道行再高的人也不容易表現得理直氣壯；何況林鄭、譚志源等從來不是能言善道的人，表現遜色實在自然不過。

  看罷電視直播忽然想起25年前另一場學生跟官員的對話。那是北京學運進入絕食階段，頑固的中共政府終於派出總理李鵬跟學生在人民大會堂對話。擺盡官威的李鵬一開腔便教訓學生，對學生政改、反官倒的要求則大耍太極。學生代表也不示弱，剛從醫院出來，穿着直條睡衣，滿臉英氣的吾爾開希沒有等李鵬說完就打斷他，跟他說廣場絕食的同學危在旦夕，要他不要在這裏躭誤時間。李鵬大概沒想過會給學生當面頂撞，登時面色一沉「對話很快就不歡而散。

  學生的理直氣壯委實不易抵擋。

執手尾

  今次佔中運動是香港政治史上的大事，動搖了很多原本的遊戲規則，令香港人對法治、自由、民主等概念重新思索。

  正因為運動史無前例，如何閱讀，如何理解大家都沒把握，社會上湧出不少似是而非的論調，有些人把運動說成是90後跟5、60後之爭，有的還說上幾代人過去幾十年只顧自己搵食，炒股炒樓，留低沒有真普選的「蘇州屎」，90後學生唯有挺身而出搞學運「執手尾」。也就是說，今次學運是學生糾正過去幾代人失誤，拯救淪落社會的運動。

  對參與的學生來說，這樣的話當然好聽又中聽，令大家自我感覺更良好。只是，這些說法反映的只是幼稚兼自大，反映說的人連一點中國、香港歷史都不知道。民主運動或任何改革運動都是在前人的努力成果下逐步建立起來的，每一代人都在既定的條件中打拚開拓，每一代人都要執人家的「手尾」然後又留下一堆「蘇州屎」讓下一代人處理，從沒有例外。五四學生運動波瀾壯闊，可留下的主要是「德先生」，「基塞先生」兩句口號，沒有甚麼有效的民主體制，到今時今日大家還在為如何落實「德先生」努力。難道因此大家就否定五四，就說當年學生沒用要我們來「執手尾」。

 香港情況也一樣。沒有過去幾十年打開的開放社會環境，沒有過去幾十年逐步建立的活躍民間社會，今天的運動根本不可能一呼百和，有理論有實踐，成為撼動社會的大事。

  還請緊記，今次佔中運動絕不是民主路最後一役，也不可能一戰定民主。台灣實行普選二十年還要來個「太陽花學運」，從體制外推進民主。香港民主路只有更漫長，千禧世代甚至剛出世的孩子未來肯定也得為大家今天所做的「執手尾」！

旺角的溫柔

  聽到這樣一個來自旺角佔領區的故事。

  主人翁是位60多歲的女士，向來關注社會事務，算是泛民支持者，對佔中運卻有保留，擔心行動沒有效果又傷了香港自己。

  到佔中突然爆發，還佔到旺角來。女士坐不住了，幾乎天天走到那裏看望學生，支持學生，還帶來一些物資。每一次看望完只覺得學生很乖，沒有做錯甚麼，倒是政府及警察處理太粗躁粗暴。當警察、反佔中示威者跟學生有衝突時，女士就站在附近觀察着，擔心學生出事，隨時支援。

  女士本身身體不算好，高血壓、糖尿等老人病都帶一點，心臟更是虛弱，需要隨身帶着「脷底丸」以防萬一。有一回她同樣在街頭撐學生，感到有點不適，拿出藥丸吞下，以防出事。站在她身旁不遠的警察看到女士的情狀趕緊走過來問她是否不舒服，需不需要替她召喚救傷車。女士對警察的好意問候有些愕然，但很快就回過神來，多謝他的問候，說自己有藥在身，真耐不住的時候會找人幣忙或回家。

  就這樣，女士一直在佔領區街守望着，警察也一直站在不遠的地方注視着，即使換更時間到了也還留守在附近，看望着她，間中問候一下。到入夜女士累了，決定離開佔領區走回家，警察在那時候才下班離開旺角。

  小故事沒有甚麼激情，沒有甚麼戲劇性場面，只是默默的支持，默默的守望，默默的關心。比起慷慨激昂的說說，向前衝的激情、旺角佔領區這份溫柔同樣動人。

別忘1937年的教訓

  1937 年跟 2014年有甚麼相關之處令一些人如著名經濟學者克魯明常拿它們相提並論呢？

  1937年是美國總統小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成功連任的日子，也是他在黨人、國會壓力下暫時捨棄「新政」的時刻。當時美國從三十年代初的大蕭條稍稍恢復，不少人擔心連年赤字預算令國債上升，引發通脹，紛紛要求小羅斯福大力縮減開支，平衡預算。在強大政治壓力下，羅斯福屈服了，把大量公共工程取消或推遲，以達至平衡預算。很不幸，當時美國復甦其實未站穩腳步，政府過早削赤減開支結果令經濟再次陷入嚴重衰退，直到二戰開打政府大幅擴軍才總算恢復過來。

  同一年在歐洲的德國，光景卻剛好相反。原來在大蕭條受創同樣深的德國在希特拉強控制及全力擴軍下經濟迅速反彈，失業率從雙位數跌至 4%以下的全民就業水平，投資、消費市道旺盛，經濟蕭條的痕跡一掃而光，到1939年二戰開始時，德國經濟仍蒸蒸日上，傲視全歐。

 77年後的今天，僅僅比29年華爾街大跌市好一點的金融海嘯已過去六年，跟1937年的情景差不多。不幸的是，美、德都忘記了當年的教訓。奧巴馬政府重蹈小羅斯福的覆轍，過早退市，過快從刺激經濟轉為削減赤字，令經濟動力大減；還好聯儲局前主席伯南克及現主席耶倫堅持自己的理論及判斷，持續放水搞活經濟，美國經濟才保住溫和增長，沒有再跌入衰退，但也沒有回到海嘯前的增長水平。

  德國卻是另一個故事。金融海嘯以及由此引發的歐債危機一直沒有對德國經濟有重大影響，反而因為其他歐元區國家經濟金融不穩而成為資金避難所，吸納大量資金，形成風光獨好的局面。只是，德國政府對此並不滿足，堅持以削赤為政府的主要經濟目標，並強逼歐元區其他國家跟從，令他們叫苦連天，歐元區也因此成為經濟病夫。更慘的是，在德國堅持下，歐央行放水有心無力，始終不能引入量寬及歐洲債券計劃推低長期利率，令歐元區自2011年以來經濟始終奄奄一息。

  終於，經濟淡風吹到德國，從今年第二季開始德國經濟開始停滯，出口連續三個月出現負增長，大有可能在今年第四季出現負增長，從而把整個歐元區挺進深淵中。可是到了這個地步，德國政府仍死抱平衡預算的目標，仍堅持削赤是政府的首要任務，也不願放棄歐元區財赤的限制。1937年的教訓，大家都忘了，德國放棄了明明是對的做法，走上小羅斯福的寃枉路。

假如只有德國或歐元區走錯路，全球經濟問題還不算大，至少美國、中國及其他金磚國家可以撐住。很不幸2014年的今天不管是美國、日本、中國及金磚國家都沒有這份能耐。表面上看，美國就業市場持續改善，失業率跌至6%以下，該可以帶動全球増長。可是，6%失業率是以勞動人口持續減少換來的。也就是說，失業率下降不是新職位大幅增加，而是長期失業者乾脆不再找工作。日本情況也不妙，四月增加消費稅後經濟收縮1.8%，第三季也好不了多少。近幾年是火車頭的中國增長率同樣在不斷下調，其他如印度、巴西、俄羅斯更陷於停滯以至滯脹。

  最令人擔心的是通縮問題。歐洲在政府削開支下通脹已逼近零，美國30年債息近兩天跌至3%以下同樣反映通縮壓力，中國生產物價指數更是連續3個月下跌，顯示需求疲弱，價格受壓。誰都知道通縮就像癌症一樣難以治癒，並且不斷抽走經濟活力，令消費、投資不前。一旦通縮之勢形成，央行再加印鈔票也是不管用的，日本就是最好的例子。

  一眾發達國家特別是德國到這地步還不願吸取1937年的歷史教訓，放棄緊縮政策，實在令人擔憂。

「拳打腳踢」的事實

  朋友從Whatsapps傳來那段據說逞無線新聞部大會的錄音片段，聽完了第一個感覺不是憤怒，而是唏噓。

  聲帶中的主角是認識的，有些還在很多年前共事過。當時大家都是「散仔」，只有聽訓的份兒。今天這位仁兄已成了教訓前線記者的「老細」，說話的語氣充滿權威。 

  可惜，這位擺盡「老細」威儀的仁兄說話卻毫無說服力，邏輯混亂，二十分鐘的訓話成了荒誕的笑話。

  這位「仁兄」首先煞有介事的說花了多少多少時間弄了一本規範手冊讓所有人包括他自己有規矩可循，可以用同一把尺來量度報導做法是對是錯，還說同事可用同一套標準挑戰他。只是，他千辛萬苦做的「規範」，製作的「尺」忘記了新聞工作最基本、的原則，那就是擺事實、說真話。

  自己的同事從不同角度拍到、看到七名警察把示威者抬到暗角拳打腳踢，他們後來在新聞報導上如實把事情說出來，沒有加鹽加醋，沒有加任何形容詞，見到有車話係有車，見到有人就說有人，非常平實。偏偏這位「仁兄」連平實的報導都受不了，反而硬要添加一些不必要的虛詞例如疑似、涉嫌、嫌疑……等，把原來清楚的事實搞混，把簡單的場面模糊化，明明看到拳打腳踢還要說是疑似拳打腳踢。這位仁兄決定更改稿件時想的是甚麼，想偏幫或保護的是誰他自己最心知肚明。

   是的，任何新聞機構都需要自己的守則、規範，但最重要的還是」如實報導」這一條吧！

圍堵「蘋果」

 知道「蘋果日報」接連一星期被背景不明的人圍堵，運送報紙受到諸多阻撓感到很心痛。

  心痛不僅因為在蘋果工作多年有份感情，不僅因為相識多年的同事受到無理滋擾衝擊。心痛更因為香港居然沉淪到這個地步，居然有人膽敢高調搞滅聲行動，執法者卻無能為力。香港怎麼變成這個模樣！

  你可以找到十個甚至更多理由不喜歡「蘋果」，你可以不同意它的立場，你可以批評它太一面倒支持佔中，你可以質疑它小題大做，你也可以認為它太煽情。為了這些原因，你可以駡它，發動其他人罷買，不接受它採訪，杯葛它的所有活動。但是，堵塞它的廠房令蘋果出不了報卻是另一回事，因為這樣做形同扼著人家的頸，不讓人發聲令人家有口難言。

  說話的自由及權利大概要算香港核心價值中的核心價值，也是大家最珍惜的，大概比普選還要着緊。現在居然有人以反佔中為名圍攻報社，阻止報紙出版，剝奪公眾知情權，剝奪市民說話的權利，這可真真正正是在要香港的命，在傷害香港的命脈，你們不知道嗎？政府不知道嗎？

  發動圍堵的人固然猖狂、執法者以及一些傳媒的反應同樣令人失望。執法的人沒有盡力處理，法庭禁制令變成一紙空文。傳媒行家則大多不置一詞，有的只怕還心裏叫好。可一旦縱容圍堵、襲擊傳媒的人，他們必然食過番尋味，肆意找傳媒麻煩，大家受得了嗎？

  曾經以為「我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我誓死捍衞你說話的權利。」是香港的根本信念，不會動搖。可是，我錯了。這個原則正岌岌可危。

油價下跌是反俄陰謀？

 近期油價大跌是美國跟沙地阿拉伯聯手教訓俄羅斯及伊朗的陰謀詭計？

  提出這個論點的人可不是等閒之輩，而是鼎鼎大名的紐約時報國際事務專欄作家Thomas L. Friedman。他那本「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令他大賺一筆之餘也進一步確立他的國際事務權威形像。即使不能像前聯儲局主席格林斯潘那樣稱許他＂When Friedman speaks, markets listen"，但Friedman 的看法特別在中東問題上的觀點實在值得重視。

  根據他的分析，俄羅斯跟伊朗向來極端倚賴石油收入以支持政府的龐大開支，其中俄羅斯能從九十年代末的崩潰邊緣走回來，靠的正是2000年以後油價保持在高水平，令俄羅斯外滙收入大增，有能力大興土木外交更可以建立過千億美元的外滙儲備。

  可近三個月以來油價拾級而下，跌破一百美元以後又跌穿九十美元，近幾天還急跌至八十美元邊緣水平。油價如此低殘對倚賴石油收入的俄國經濟、普京政府肯定會產生很大壓力（油價高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俄國政府才能避免赤字），殺傷力只怕比歐美因俄國入侵烏克蘭而實施的經濟制裁措施更大。

  Friedman又以八十年代中蘇聯解體的歷史引證油價大幅下跌的巨大衝擊，認為當年前蘇聯之所以焦頭爛額，無法克服政治、經濟同時爆發的危機，正因為油價長期處於20美元以下的超低水平。而令油價大插水的則是美國在中東的忠實盟友沙地阿拉伯。這個頭號產油國當時以保持巿場份額為理由大幅增產幾倍，直接導致油價疲不能興。

  這一回油價大跌同樣跟沙地阿拉伯有關，因為沙地政府表明要確保市場佔有率，故此不會因油價下跌而減產。Friedman認為從沙地的往績及近期表現來看，從美國跟沙地阿拉伯的密切關係來看，兩國聯手推低油價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這也大有可能是美國在中東、全球博奕中的重要一着棋。

  當然，油價下跌也受其他基本因素影響包括全球經濟再放緩。過去幾年成為第一耗油國的中國經濟正不斷放慢，石油需求已不若前幾年殷切。另一用油大國美國更開始大量開採頁岩氣及使用其他替代能源，每日對石油的需求比07年時減少870萬桶。撇開陰謀論不算，單單兩大用油國需求減少已足以令油價偏軟。

  油價急跌究竟是基本因素影響還是一場政治陰謀Friedman沒有下一個明確的答案，即使標題也添了一個問號以免把問題說死，保留一點空間。其實，要拿到真憑實據證明美國、沙地合謀推低油價教訓俄羅斯及伊朗不容易，大概只有情報部門才有可能辦得到，但國際政治從來遠比表像複雜，甚麼是政府，甚麼是經濟問題更是難有分界，又或是政經交集，糾纏不清。想弄清楚的話有兩方面可以注意，其一是油價下跌是一時現像還是輾轉下跌，持續長達幾年。假如油價只是下跌三幾個月就企穩，俄羅斯政府大可用儲備應付，不致傷筋錯骨。可一旦油價長期偏低，極度倚賴石油收入的普京政府便難以再有錢收買人心或大幅擴軍，管治便可能出問題。其二是沙地阿拉作會否繼續不理油價下跌保持產量。要是沙地阿拉伯維持這樣的立場，油價肯定冇運行，Friedman的推理又多添幾分可信性。

http://mobile.nytimes.com/2014/10/15/opinion/thomas-friedman-a-pump-war.html?emc=eta1&_r=0&referrer=

（原刊信報 18／10  EJ global 版）

政治低壓中的酒

  這幾個星期酒喝得特別兇，每晚夜闌人靜的時候就自自然想來一杯勁度十足的威士尼，好撫平一下情緒，靜一靜。喝得最多的不是至愛的 Bowmore 18年，而是Laphroaig 10年和剛從艾雷島買回來的Ardbeg Supernova。

為甚麼少了喝 Bowmore 大底因為現實情況太教人傷心憂心。以為情況已壞的不可再壞的時候偏又出現更壞的事情，以為香港已夠淪落誰知還有更墮落的人和事。警察跟黑社會及反佔中勢力「合作」衝擊和平示威者已是難以想像，公然對市民拳打腳踢，濫用私刑更是令人髮指。有背景人士尋釁滋事四處為難學生、市民已教人憤慨，居然膽敢公然圍堵報館阻止報紙出版，妨礙新聞自由更是匪夷所思，把香港推向第三世界的專權國度。

 看到這些消息，看到這樣的淪落，可真是「悲從中來不可斷絕」，要解憂的話，只好找「杜康」（酒神）幫忙。說是解憂其實不準確，最好、最烈的酒也不過能麻痺一下，憂還是解不了。

  真要麻痺的話，Bowmore 18年有點太溫柔舒服，太自在了，喝過以後還是不夠麻，很快又陷入低氣壓中，有點浪費了Bowmore 的安撫。還是Ardbeg Supernova更切題。喝過Ardbeg的人都知道它的粗礦、野性，泥煤味十足，灑一點在手掌擦一下的話有一股狂野的香氣滲出。Supernova更是勁度十足，可大口喝也不會嗆口，只覺順滑；而且滿咀都是樹木香味，很有點豪邁奔放，不怕挑戰的意味。

  如此政治低壓，不得不來一點豪邁的酒，麻痺一下，醒神一下。只是，Supernova所剩不多了，低壓的日子可還沒完沒了。

發言人之 「死」

  學民思潮一位發言人突然宣佈退下火線，說身心俱疲承受不了壓力,還抱歉一番指自己懦弱無法撐下去。很了解這位只有17歲的發言人為何引退，抗爭運動發展到現在已變得壁壘分明，動輒得咎，不管說甚麼話都容易惹來圍攻，再加上不懷好意的滋擾攻擊，真是說也不是，不說也不是。當發言人卻不能不說話，受不了一點不奇怪。

  前不久，一直是和平佔中精神領袖，82歲高齡還堅持民主毅行走遍香港各區的陳日君樞機一番好意提醒學生、學聯不要被人氣冲昏頭腦，要顧全大局考慮撤退以保全成果及大局。他的一番話立時被不少人指罵，說他要學生無條件投降。另外有的說他恃老壓人，有的說他不尊重學生的獨立判斷，有的駡得更難聽的這裏就不說了。

  撤與不撤沒有誰能強逼誰，陳樞機不過本著自己對專權政府的了解，本着對歷史群眾運動的認識好意提醒學生，希望他們不會被非理性亢奮冲昏頭腦，不知進退。這有甚麼錯呢？怎麼忽然被打成「投降派」，幾乎要跟他劃清界線，難道這場運動連一點不同意見都容不下，只能由學生代表或某些人說了算？

  陳樞機閱歷豐富，見識過風浪，當然不會把突如其來的惡言放在心上。稍為年輕的，歷練不夠的看到說錯一句話，站錯一次隊的後果如此可怕，要保持清醒及獨立思考這樣不容易，想離開台前，避開鎂光燈實在正常不過。這可不是甚麼懦弱，而是水變得越來越混濁，呼吸也不容易，更不要說替誰發言。 

  而且到了這時候，「你不代表我」已成了口頭禪，還需要甚麼發言人呢？

17歲的世界

  不知是巧合還是世界潮流合該如此。過去一星期不管是香港還是地球村都成了少年英雄的世界。先有香港17歲少年黃之鋒 成為時代雜誌封面人物，有點跟美國總統、中國國家主席平起平坐的味道，比那位689特首高上幾班。

  然後，諾貝爾委員會又宣佈把今年的和平獎頒給幾乎被槍殺、年僅十七歲的巴基斯坦少女馬拉拉，以表揚她在促進兒童權利上的貢獻。兩個十七歲的少年少女，一下子成為國際焦點人物，左右著世界的走向。這不正正是少年出英雄麼？

  不知道其他人十七歲的時候在做些甚麼，做了些甚麼，自己 17歲的時候只在拚命考大學，憧憬擠入這道窄門，沒有想過甚麼參政或投身改革社會，每天在唸書，唸書和唸書。

  那個年頭當然跟現在不同，社會不開放，政府控制相當嚴格，階級輩份分明，不要說17歲少年，就是37歲壯年也找不到甚麼着力點，想替弱勢人士打抱不平或不平鳴的話隨時惹麻煩官非，又或被當成「搞屎棍」，四處遭排斥。

  也許最重要的是年輕人沒有自己的主場，沒有自己的聲音。輿論陣地都掌握在成年人、祖父輩手裏，想發表甚麼，說甚麼話都不可能。

  今天可不一樣，Facebook、Whatsapp、互聯網都是少年人的天地，發表意見、拍片、改圖、錄音說做就做，不用誰人批准，還可以即時回應反駁，緊貼時勢發展。倒是成年人包袱多，想得太多，做得太少。一個回應，發一段話也左想右度，怎可能不輸掉話語權以至運動的主導權呢？

  往下來政壇、社運以至其他環節肯定出現更多少年英雄，出現15歲、12歲甚或只有10歲的風雲人物也說不定。

誰能對付「伊斯蘭國」

  雖然早已預計到西方大國包括美國空襲「伊斯蘭國」（IS）的行動不會有甚麼效果，只是沒有想到空襲連阻延、拖慢恐怖組織的攻勢也做不到。近幾天，「伊斯蘭國」戰士逐步逼近敍利亞跟土耳其邊境地區的重要城市Kobani，有消息甚至指「依斯蘭國」戰士已攻佔部份或全部地區，並掛上了組織的黑色旗幟。對整體戰局特別是伊拉克情況而言，Kobani 落入「伊斯蘭國」手中沒有大影響，頂多意味組織擴大了在敍利亞的地盤而已；但從政治上來看，「伊斯蘭國」能成功頂住美軍空襲並取得軍事勝利，組織對反西方的戰士，對中東地區年青人的吸引力將增加，有機會進一步壯大它的兵源。

  目前還不知道美國政府會不會改變策略加強攻勢，但在奧巴馬不願動用美國地面部隊直接打擊「伊斯蘭國」的情況下，加派轟炸機或多射幾支巡航導彈不會有甚麼作用，隨時重蹈當年克林頓以導彈摧毀幾個沙漠中的帳蓬那樣荒謬。

  那不出兵還有甚麼對策呢？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高級研究員Kenneth M. Pollack就有一個另類的策略。他在今期Foreign Affairs發表了分析，認為在美軍不能直接介入的情況下，單靠提供武器、裝備加強反巴沙爾組織的軍力不足以穩定局勢，最理想的做法是乾脆成立一支新的「敍利亞軍」，有完整的組織、結構、訓練與裝備，令他們不再是散兵遊勇般的遊擊戰士，而是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正規部隊，除可以正面挑戰巴沙爾，更可以有效壓制「依斯蘭國」等極端組織。

  Pollack指出，這支新敍利亞軍大可在約旦受訓，令他們有足夠的空間、時間訓練，然後再進入敘利亞作戰。他以六十年代的南越軍隊及九十年代後期的波斯尼亞部隊為例，指兩支部隊都是美國一手訓練出來的新正規軍，擔負了重要的戰鬥任務。其中波斯尼亞軍更成功打退波斯尼亞塞族部隊的進攻，令對方不得不乖乖坐到談判桌上商討長期停戰協議。

  Pollack的建議有它的吸引之處，至少它不需要動用美軍。只是。訓練一支有戰鬥力的正規軍需時不少，他們的loyalty也有疑問，美國最終未必能有效控制新軍，甚至可能成為「依斯蘭國」的新兵源。

  另一個可能有效的方法是由敍利亞的鄰國出手，以正規軍直接投入戰場打擊「依斯蘭國」，其中又以土耳其這個美國的北約盟友最有條件，最有可能。可是，要說服土耳其出手絕不是容易的事。

  對土耳其而言「依斯蘭國」雖然有威脅，但庫爾德人可能帶來的禍患更大。現時伊拉克北部庫爾德族人已取得不少自治權，軍事上也得到美軍的全力支援；假若土耳其出手打擊「依斯蘭國」，她便大有可能被逼跟庫爾德族民兵聯手，令民兵進一步坐大。當戰事完結，成功打敗「依斯蘭國」的話，美國及國際社會大有可能支持庫爾德族地區有更大自治權甚至獨立建國。這對擁有大量庫爾德族人口的土耳其構成莫大的不穩定因素，甚至令土耳其的庫爾德族人爭取投向新國家，並要求自己的城鎮劃進去，到時候要控制收拾便難得多。  

  「伊斯蘭國」暫時主要在敍利亞、伊拉克等權力真空地區活躍，對土耳其沒有直接威脅，兩害取其輕下，土耳其自然不熱衷替美國出手了。看來「伊斯蘭國」還有不少搗亂的空間。

「愛與和平」的一張張臉

  以旅遊來說，挪威首都奧斯陸不是甚麼熱門，沒有多少囑目景點，食物除了海產外沒有多少傳誦的口味，特地到奧斯陸遊玩的人不會太多。但不管是為了甚麼原因到奧斯陸，有一個地方還是該特地去走一趟的，那就是為於市政廳旁邊的Nobel Peace Center。

  Nobel Peace Center本身不是甚麼宏偉的建築，要不是在電視新聞看過或許會看溜了眼，以為是甚麼半新不舊的政府大樓或倉庫。推門進去也沒甚麼富麗堂皇的門面或裝飾，一派簡約的北歐風格，帶着小型博物館的氛團。可小博物館藏的不是名畫、稀世奇珍或價值連城的珠寶，而是地球村的良知紀錄，提醒所有人「愛與和平」是甚麼一回事，有些甚麼人物，有些甚麼事蹟，有些甚麼失誤。

  Center的常設展覽在二樓，當中有展示了所有得獎者（人及機構）的臉孔或象徵，還有一些簡單的介紹及資料。○八年第一次走進這個"The Nobel Field"，看到微弱藍色燈光下一塊塊顯示屏幕展示了一張張臉，有的如曼德拉、昂山素姬、德蘭修女、戈爾巴喬夫、馬丁路德金...等一看就知道是誰，有的臉孔卻陌生得很，走近他們的屏幕看了介紹仍然不太了解他們的人和事，心想爭取和平的事業除了大家熟悉的名字外還有一大堆無名英雄或默默耕耘的人在背後努力。太遠的就不說了，87年的Oscar Arias Sanchez 因為在中美洲努力締造和平協議而獲獎，可他的事蹟只怕知道的人不會太多。

  不知是環境幽暗還是冷冷的藍色燈光在作用着，看展覽的時候思緒如潮湧，特別是出現一些自己以為不該屬於這裏的樣子或名字時更禁不住反思和平獎想提出的甚麼樣的訊息。七三年委員會把和平獎頒給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北越總理黎德壽以表揚二人促成越南停戰的巴黎協議。可是，和議達成後的結果只是美軍順利撤走，戰事遠遠未完結，其後十年印度支那半島戰禍、屠殺、人道災難比協議前有過之而無不及。基辛格憑一紙協議拿和平獎未免有點諷刺。（北越的黎德壽拒絕領獎）。78年拿到和平獎的以色列總理貝京（Menachem Begin）及埃及總統沙特（Anwar Sadat）不過因各自的戰略利益而停止彼此軍事衝突，可對以巴、以阿大局，對中東地區和平實質上沒有貢獻，嚴格來說他們當不起這個獎吧！

  第二次再訪 Center 是今年年初的事。再到這兒主要是看看劉曉波的故事。○九年跟一○年和平獎委員會作了兩個「大胆」的決定。○九年頒給了毫無建樹的美國總統奧巴馬，連奧巴馬自己也禁不住問幕僚這是不是一場惡作劇。到一○年把獎送到一再被判監的中國良心犯劉曉波頭上，開罪快速崛起的中國之餘也令頒獎禮上出現了罕見的一張空櫈。

  可惜，The Nobel Field沒有把空櫈作為展覽品公開，但在Nobel Field看到滿臉笑容的劉曉波再想到他在東北苦牢的坎坷，想到他妻子劉霞被軟禁幾年，實在禁不住唏噓！

(原刊 11／10 信報 EJ global page)

避開新聞

 收到蘇格蘭朋友的電郵，她說自己輸掉獨立公投後的失望已經平服，不再需要躲起來，可以走到街上享受秋日的和風與陽光。末了來一句問候，說香港情勢好像很動盪，希望一切安好（all the best）。

  回覆她的時候沒有說太多，她在BBC或網上大概已看到最新的情況。倒是借用了那天蘇獨公投落敗後的話，說自己也想"draw the curtain"，好好躲一躲。

  的確，過去委實「食不甘味睡不安席」。從狂放催淚彈對付市民、學生開始，每天過着心懸吊在半空的日子，不是到中環、金鐘支持抗命運動就是寫相關的稿件，其他時候像患了強迫症那樣不停上網、check Facebook、Whatsapp看最新消息、新聞、朋友傳來的片段，差點沒像「發條橙」主角那樣被人硬撐開眼睛看電影片段那樣。

  好不容易捱過了最凶險、醜陋的幾天。近兩日局勢稍稍緩和下來，決定稍稍從網上24小時資訊抽離一下，雖不致draw the curtain倒頭大睡，至少抓一本消閒的書埋首讀一讀，選了日本推理小說家東野奎吾的「單戀」。

  東野奎吾果然沒有讓人失望，一開始翻就放不下，400多頁的書一天多就看完了。「單戀」的題材算是重口味，說的是有「性別認同障礙」（男的想做女，女兒身想成為男子漢）主角的故事，有親情、友情的扭曲，還有性別如何界定的問題，讓人解謎推理之餘又可以進入跟「常人」不同的世界，重新想一下男、女如何分辨，重新檢視一下自己習以為常的性別分工是否變成對自己及他人的壓制。

  翻完之後有點抒一口氣的感覺，生活秩序也因為從現實抽離了一下而恢復了一點。

你有unfriend 人嗎？

  朋友是監察人權團體的義工，最近兩個星期忙得不可開交，不住的到抗爭現場當觀察員，看看警員有沒有濫權，有沒有公正執法或偏幫某些團體。

  起初幾天他總是興緻勃勃，儘管在人群碰撞、肢體衝突中吃了不少苦頭，還是覺得自己為社會、為運動盡了一分力。近幾天再跟他聊，情況卻有點不一樣，少了那份興頭熱情，添了好些感嘆、唏噓，甚至有點灰心喪志。趕忙問他發生了甚麼事，是不是因為吃多了拳頭苦頭感到不值。

  朋友說肢體衝撞以前見過，在人馬踏雜的旺角吃一點不算甚麼，真正讓他不安的是那份越來越普遍、越來越深的恨意，是不同意見市民彼此的關係越來越惡劣，開始有點水火不相容的味道。

  他感慨的說，學生搞了一場火熱運動，好像跟激情浪漫，出了一些英雄，可社會的撕裂也前所未有。反對佔領的人中的確混有一些有組織、背景有問題的人，可也有不少真心反對的小市民，他們咬牙切齒的痛罵佔中示威者阻住地球轉，搞搞震阻住人搵食的怒氣沒有半分假。

  佔中市民、學生對反佔領人士那份輕蔑、瞧不起，把人家全都看成收錢辦事的傀儡同樣情真意切。簡而言之，大家再不僅是意見、政見不同，而是敵我之別，差點沒變成你死我活的敵人。

  朋友在抗爭前線的觀察也許並不全面，金鐘的場景似乎還是帶著愛與和平的痕跡。不過，多年朋友因今次抗爭而反目，在Facebook彼此unfriend，在whatsapp group吵的面紅耳熱的情況卻真的不絕於耳。運動過後的香港如何復元，是好了還是壞了實在天曉得。而令社會撕裂敵對到這地步689可真是千古罪人。

我愛明哥

  向明哥（黃耀明）致敬！

  從達明一派開始就是他的歌迷，大學年代在校園聽過他的演唱會，見識過他的金嗓子及音樂品味（據說，明哥深受法國音樂家Erik Satie影響），開了眼界。最令人括目相看的是作為流行歌手的他願意積極參與民主運動，並在民主派的爭取直選集會上唱歌。

  那個年頭社會氣氛比現在保守得多，政治參與不普遍，藝人作政治表態更罕見，明哥願意站在當時仍是初生的民主派陣營，向港英及建制派爭取民主，這份勇氣委實不簡單。

  當然，音樂才是明哥心之所繋，往下來他在樂壇不住放異彩，做出一張又一張教人驚喜的唱片，一首又一首新歌悅耳的歌曲。明哥翻唱他人的歌曲更是一絕。一首「友情歲月」唱得比鄭伊健出色多了，那首「暗湧」也比原唱的王菲更有味道。可成為大牌歌星的「明哥」沒有背棄民主路，努力爭取普選從不缺席，要表態的時候從不畏縮。二零一二年特首小圈子選舉，大家不願接受「豬狼決」戲碼，有心人辦了民間公投讓市民表達意見，結果大部份人首選是希望流選，從新開放提名。在這樣的敏感時刻，明哥同樣沒有迴避，在網上放上「我要流選」的照片及呼籲。

  今次公民抗命運動波瀾壯闊，但也是對中港當權者的直接挑戰，膽敢表態支持的人包括藝人隨時會受到報復，包括全面被內地封殺。明哥在這個當口同樣沒有缺席，早早表態支持學生、市民，譴責暴力，還跟其他樂手、歌手一起創作了新歌「撐起雨傘」，讓大家除了beyond的「海闊天空」外有新的「民主K歌」可以唱。

  明哥，真的愛你！

債王之死

  近期最觸目的金融圈消息要數人稱債王的Bill Gross突然離開讓他揚名立萬的Pimco，改投另一家基金。今次突然而來的人事變動具體原因外間難以完全明白，不過業績欠佳被逼宮的說法甚囂塵上。據說最主要的罪名是Bill Gross 長期看淡美債，不斷沽空，碰上美息持續低迷，美債價格高企，他操的盤變成滿江紅，不知何時看見家鄉。對講究實績表現的金融機構而言，Bill Gross既然持續看錯市，令投資者有損失，不管他過去業績如何輝煌也無法站得住，只好黯然離去。至於他能否在新地盤來個敗部復活只怕誰也說不準，畢竟金融市場波動有的時候比「賭大細」更難捉摸，更容易被自己的成見、偏見蒙蔽。

   Bill Gross下台在金融界當然引起震動，可在經濟學界也有不少迴響，前助理財長、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Brad Delong就寫了專文剖析他敗走的原因，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明更一再在網誌中邊解釋邊訕笑債王的失敗。他還說Bill Gross至少為看錯市而負責，其他同樣看錯市，高舉通脹威脅利息飆升的人卻仍毫無悔意，並留在政經決策圈中左右大局。

撇開克魯明訕笑、單打的態度，他的確有值得牙擦的地方，的確有譏諷Bill Gross及一眾通脹威脅論者的資格。金融風暴過後聯儲局及各西方大國央行都大開水喉，其後聯儲局在伯南克領導下更破天荒推出幾輪量化寬鬆措施，令水浸金融系統的情況更明顯，金價及部份商品價格也在這樣的政策下大幅飆升。

  對於Bill Gross及不少政經精英來說，央行不停開動印鈔機意味大量鈔票追逐有限商品、貨品及服務，意味鈔票的價格及購買力逐步下降。當過多鈔票追逐有限貨品及服務時，貨品價格、工資自然持續上升，從而引發通脹以至惡性通脹。事實上在二零一一年開始，Bill Gross及不少精英如國際結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不住警告美國及西方經濟體將出現惡性通脹（runaway inflation），美元更會因放水過度而大跌。對債王Bill Gross而言，債券是定息投資產品，一旦面對惡性通脹、利息飛升的話，債券價格自然輾轉下跌，這就成了他幾年來長期看淡、唱淡債券價格的基礎。

  很不巧，Bill Gross的分析只是理論甚至是一廂情願的信念，跟現實完全是兩碼子的事。從零八年底聯儲局把利息降至接近零及推出QE政策六年來，美國及西方大國的通脹率從未達到央行定下的2%目標，總是在1-2%之間徘徊。歐元區的情緒更糟，通脹率低於1%，有極大風險像九十年代的日本那樣陷於通縮。也就是說，Bill Gross幾年來一直預期的通脹沒有來臨，他累積的債券淡倉自然不斷虧損，到最後想不下堂求去也不可能。

  那為甚麼大印鈔票沒有帶來惡性通脹呢？這裏不能不讓克魯明邀點功。他從零九年開始就反駁這個看法，認為美國陷入凱恩斯所說的liquidity trap，即使利率趨零仍不可能鼓動企業增加投資、消費者增加消費，因為手持現金成了最穩陣的救生圈。再加上失業率高企，大量廠房、勞動力、房屋閒置，政府的刺激經濟政策又「唔湯唔水」，走三步退兩步，聯儲局把再多錢放進銀行體系也只留在體系內，不足以帶動實體經濟，更不要說引來惡性通脹。在這樣的現實下，利率長期留在零水平，加息的期望更是一次又一次落空。

  假如債王Bill Gross及早聽聽克魯明的見解，也許他就不至於敗走Pimco！

冇警時份

  看到近幾天旺角、銅鑼灣反佔中人士的暴行，看到一眾警方發言人、官員的解說，教我立時想到V煞（V for Vendetta）這齣電影。

  電影中最搶眼的當然是那個V煞面具，後來多國地方包括香港的示威人士都會戴上這個面具，一方面遮掩身份，另一方面顯示對當權者的defiance。但其實電影內容豐富，充滿政治寓意與政治技倆，不管搞運動還是搞政治的人都該不時拿來看看。

  第一次看的時候相當震撼，覺得當權者操弄權力打壓異己然後建立專制政權的手法的確很多，大眾上當了乖乖交出權利自由也不自知。可那時沒有聯想到香港，總覺得我們的城市是個開放、自由社會，不致走向V煞國度。

  現在看來，689及特區政府做的卻正正是V煞國度中那個專權政府的做法，包括製造恐慌，包括警方故意放軟手腳令情況看來失控，包括利用跟政府或建制有密切聯繫的組織對付其他民眾，好讓平民百姓感到vulnerable、感到無人保護，最後便得乖乖低頭接受專權政府定下的「秩序、和平」，聽聽話話默不作聲過活。「V煞」中的High Chancellor在秩序混亂時狠狠的拋下了這樣一句話："I want everyone to remember why they need US（話俾佢地知點解佢地需要我們！）

  放縱反佔中示威者暴行，任由他們打無辜市民、記者，令社會響起一片警方加強執法的聲音。特區政府及警方不是同樣在「提醒」大家，我們何等需要佢地（警察）。

  手段真卑劣！

遇到催涙彈

  終於見識到催淚彈的滋味！

  在電視新聞或電影中看過不少發放催淚彈的場面，每一回除了煙霧彌漫外就是人群爭相走避，狼狽不已。星期天晚上親身經歷後終於明白催淚彈的厲害。

  已過了衝鋒陷陣的年齡，頂多是個剩點火氣的老餅。可看見警察二話不說肆意以武力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登時火冒三丈，還了稿債後顧不上入夜趕緊到中環、金鐘聲援一下。沿途收到不少Whatsapp的訊息，有的說可能出動解放軍，有的說警察防暴隊槍械已上彈，隨時會找個藉口開火，有的還說下了死命令清晨五時要清場重開車道，真是要多嚇人有多嚇人，氣氛跟當年八九六四鎮壓很相似。

  只是，警察實在過份，心中實在氣不過，甚麼也不管便坐地鐵到中環，至少看看現場如何，跟大家一起喊喊口號。到中環站後（金鐘已封閉）趕緊走上干諾道中觀察情況，誰知從愛丁堡廣場走出來突然聽到幾下悶哼，五、六十米外突然冒起一陣陣白煙。一時忘記了這就是催淚彈，沒有從背包拿出濕毛巾、口罩，到眼睛忽然感到很澀、很醃，口鼻乾涸不適才知道已「領野」，食正隨下風飄來的催淚氣體。想立時拿濕毛巾擦眼減少不適，旁邊的人立時好心勸止，說讓淚水自行洗走化學成份更好。終於，禁不住為「佔中」留下了幾滴眼淚。口鼻、喉頭的「澀喇」情況更難受，立時咳了幾聲，好幾分鐘才稍稍好轉。距離五、六十米已有這樣的殺傷力，難怪中招的人爭相走避！

  可是，在和平理性的香港，有甚麼需要發射一個又一個催淚彈？為甚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