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灣區規劃的地雷與陷阱

  為了擦北京領導層的鞋，梁振英可以說有幾盡去到幾盡。政治上不斷挑動紛爭狙擊不同政見的政黨、議員固然是慣技；經濟上、社會發展上同樣為了逢迎上意，為了討好內地省市領導而肆意扭曲香港自身的發展，犧牲香港的長遠利益及競爭力，實在可惡又可鄙。

  就以北京提出的珠三角大灣區規劃為例，梁振英在計劃仍處於草創階段就急不及待帶同多位主要官員包括兩位司長出訪所謂大灣區的多個城市，還不惜越俎代庖在行將落任之際匆匆草擬意見書並交北京，以作為香港方面的建議，置下任特首林鄭月娥的想法及權力於不顧。這種邀功的做法不但不合情理及為下屆政府製造麻煩不便，也可能為香港未來發展埋下「地雷」與障礙。

  從現時僅有的資料可以看到，大灣區的規劃必然涉及不同城市之間的融合協調，例如機場發展、港口碼頭的設置及容量、鐵路線規劃等，最後再由北京按它的政治需要及權力平衡拍板定案。從政治及發展的自主權看，香港「被規劃」進內地的藍圖實在非常不妥當。它勢將削弱香港在高度自治範圍事務的權力，把本該由特區政府及社會擁有的規劃權力拱手讓與北京以至鄰近的省市政府。這對一國兩制的實踐肯定是負面的事。

  此外，香港跟鄰近城市有合作也有競爭關係，彼此的經濟利益不一定相容或接近，反而可能出現利益不同互相爭奪的情況。就以碼頭發展為例，香港過去一直是區內的航運樞紐，碼頭吞吐量長期處於全球前三位。可自從深圳銳意發展碼頭及港口設施後，香港碼頭的貨運量開始停滯以至下跌，原來已經規劃的新貨櫃碼頭逼得擱置，並因此出現惡性循環：香港貨櫃碼頭容量不足以至運費高企，貨主及企業因而轉到鄰近碼頭裝卸貨物，令香港因貨運量不足而失去發展新貨櫃碼頭的誘因。最終，香港碼頭業競爭力不斷下滑，根本無法與深圳等港口公平競爭。

  未來香港被納入大灣區規劃的話，鄰近城市肯定再進一步發展碼頭設施，香港則極可能為了「配合」它們的發展而任由碼頭及碼頭業陰乾，逐步失去其中一條重要產業支柱。這對香港而言實在弊多於利。

  另一方面，內地規劃甚麼新發展區或經濟帶往往是地方政府向中央爭取特殊政策優惠、特殊支援，額外投資的名目。八十年代初發展深圳等四個特區，基本做法就是北京定出特殊優惠政策，讓它們先天上比鄰近城市優勝，從而吸納資金、人才及新經濟活動，包括曾大行其道的走私、倒賣。九十年代大量貨物如汽車走私到深圳再轉賣到中國其他地區就令深圳獲益不菲，海南島當年走私獲利之豐厚更是震驚中央。

  現時大灣區規劃大概不可能再搞走私致富之路，但拿特別政策及優惠是慣技，地方政府肯定力促讓北京開綠燈大搞基建，藉此刺激GDP增長率，而官員則可以此作為自己的政績然後升官去也。可對香港而言，再大搞珠三角的基建效益低，得益更低。一條港珠澳大橋動用公帑過千億，能帶來多少車輛人流仍是疑問，搞不好還得再花資源管理新增的車流人流，以減輕環境代價及對市民日常生活的壓力。最怕的是，加入大灣區規劃後其他城市如惠州要求再建快速公路直接來港小小的香港肯定逼爆，卻不見得能帶來多少新產業或經濟價值。從這樣的往績看，大灣區規劃基本上對內地城市有利，香港則隨時得不償失。

  其實，一些香港中小企及廠商已在擔心這個大灣區計劃令內地政府增收各樣的費用，提高生產成本，令他們經營環境更困難，隨時因成本過高而被逼搬遷或結業。梁振英在吹捧大灣區計劃時有考慮過香港廠商及中小企的難處嗎？

  正如我們一再強調，香港是面向國際的大都會，奉行的又是自由市場體制，講求靈活應變，著重提升競爭力以適應國際市場的競爭環境。大灣區規劃講的卻不是提升競爭力，而是向中央政府拿政策優惠及資金，並把香港的焦點從國際轉向內地，這樣的發展不但不符合香港的DNA，更將會嚴重損害香港的國際形像及市場競爭力，實在不該輕率加入或接受「被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