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在比利時小鎮Liege舉行了一場紀念一戰百年的儀式，儀式雖及不上不久前在諾曼第舉行的登陸70周年那樣隆重，可出席的嘉賓也相當有份量，包括法國總統奧朗德，德國總統高克，英國威廉王子伉儷和比利時國王。在 Liege紀念一戰是因為這個比鄰德國的小鎮是德軍西戰線進攻的首戰，比利時軍在以寡敵眾下仍堅守了近十天才被攻陷，爭取到的時間讓英法聯軍有更好的準備。
在典禮上，法國總統奧朗德除了緬懷歷史及感謝比利時軍民當年的幫助外，還因應近期以巴衝突不斷呼籲兩個民族像法德兩國一樣摒棄舊仇，結為經濟政治伙伴，同創新時代。大概不需懷疑奧朗德的好意，二次大戰以來法德從死敵世仇變成推動歐洲一體化的核心，變成維持歐洲繁榮穩定基石委實是一項成就，很值得其他有爭議及宿怨的國家、民族學習。只可惜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歷史恩怨不但比法德更糾結複雜，地緣政治處境及彼此實力也不同，法德修好的模式難以用在以巴身上。
法德爭雄若自拿破崙時代開始算起到二次大戰超過一百五十年，當中包括至少三場大戰包括1870年的普法戰爭及兩次世界大戰，雙方死傷數以百萬計，大量平民百姓死在對方的炮火與鐵蹄下。可是，兩國糾結百年的情仇能在二戰後化解除了因為雙方領導層、知識界以至民眾都從歷史及仇怨中學到教訓，明白不應、不能再來一次仇怨外，地緣政治形勢急劇轉變也有莫大關係。法、德爭雄時，她們是歐陸兩大強國，主宰着歐洲的秩序與前途。可在二次大戰後，她們已淪為二流強國，被新興的超級強國美國、蘇聯取代。
更重要的是，德法都受到蘇聯東歐集團的直接威脅，隨時可能成為東西方戰場甚至在核戰下灰飛煙滅。為了應付共同大敵，為免失去在歐洲以至世界事務的影響力，法德不管主觀上客觀上都有需要走在一起，擺開宿怨。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人卻是另一回事。他們的直接恩怨始於二次大戰後英國撤退及聯合國決定建立兩個國家。後來建立兩個國家的承諾沒有實現，巴勒斯坦這片土地僅成立了以色列國，原來居於在當地的阿拉伯人則成了無國家歸屬的難民，大多數為逃避戰火而走到黎巴嫩、約旦。可以說，從一開始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就處於一種不對等的關係，處於宰割與被宰割的關係。
自48年以後，以色列國力軍力越來越強勢，越來越能單方面決定巴勒斯坦人該做甚麼、能做甚麼，包括出入境、工作、旅遊、物資供應全都在以色列人控制下，巴勒斯坦人不過從其他難民營搬到位於加沙、約旦河西岸的更大規模難民營。
最重要的是，以色列政府及人民日漸覺得對巴勒斯坦人實行強控制，用軍力、硬權力馴服他們才能保護自己的安全，才能減少恐怖襲擊的機會。在這樣的盤算下，在手擁強權力下，以色列根本沒有任何緣因跟巴勒斯坦和解。而對巴勒斯坦人而言，他們也不願在屈辱的情況下接受以色列的霸權，以至議和常常徒勞無功。
另一方面，以色列軍力冠絕中東，又有美國撐腰，跟孤苦無依的巴勒斯坦人沒有共同敵人，沒有多少共同利益。以色列即使不跟巴勒斯坦修好也不用擔心國家安全。這樣下來，以巴怎麼可能學習法德那樣擺脫舊怨，變成緊密的政經伙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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