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金管局總裁任志剛自九十年代開始掌管香港的貨幣政策，歷時長達十六年，還被稱為香港的「金融沙皇」，意思是說他在金融、貨幣政策有莫大影響力，非其他人所能企及。這一回由「金融沙皇」親自出手狠批政府過去十年的財政政策，形容為不合時宜的守財奴策略，自然「一文激起千重浪」，顯示新政府將要拋棄過往的審慎理財原則改為積極催谷經濟，協助特首林鄭月娥令香港GDP增長加快的願景。
林鄭跟任總有雄圖壯志加快香港經濟增長不是壞事，只是這樣的事說易行難，很容易變成一相情願。而在兩位推動特區政府作重大政策改變前，也許該先看看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明（Paul Krugman）九十年代中的舊作：“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這篇文章原刊於九四年冬的“Foreign Affairs”雜誌，它一舉戳破東亞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奇蹟，指出九十年代亞洲新興經濟體的所謂成就並不是找到了甚麼永續發展的formula，而是壓縮消費增加投資再加上投入市場的勞動力大增有關，跟整體經濟效率提升沒有多大關係；實際情況就如五、六十年代的蘇聯。
當時，蘇共採取的同樣是壓縮消費大舉投資催谷經濟，令蘇聯GDP增長相當驕人，個別領域如重工業、太空拓展甚至可以跟美國並駕齊驅。
可拚命儲蓄及投資帶來的是越來越低的回報，還伴隨越來越明顯的浪費。但為了保住經濟增速，有關國家只能進一步加大投資力度，甚至不惜大量舉債以維持投資規模，形成一種惡性循環。蘇聯到七十年代以後陷入長期停滯，反映的就是不斷增加投資此路不通。東亞國家到九十年代中期同樣出現類似的兆頭。克魯明因此斷言，亞洲經濟發展不是甚麼奇蹟，而是未學行先學走的急就章模式，很快就會面臨發展樽頸，無以為繼。
文章發表不到三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從泰國到馬來西亞到印尼到南韓都受重創，當中只有南韓真正走出困境，升上新台階，其他如泰、馬、印尼已無後九十年代之勇。
克魯明這篇經典文章除了點出投資帶動經濟隱藏重大缺陷外，更指出長期經濟增長沒有甚麼秘訣，主要取決於兩個方面：其一是可投入推動經濟的資源總量（包括資本及勞動力），其二是生產力的提升，包括知識普及率及科技創新等。日本在二戰後經濟快速增長，新加坡在七十年代開始經濟起飛，靠的就是生產要素在質、量上的大幅提升（人口增加，教育普及，西方轉移生產其地及技術）。到九十年代這些因素及優勢已用盡，特別是日本人口開始減少，又不容許輸入勞工，教育又已普及，再增加投資對改善經濟效率及增長作用有限，不倒退收縮已是萬幸。日本經濟過去二十多年一直疲不能興，泡沫經濟爆破只是觸發點，真正問題還在於增長潛力見頂，沒有大動作如大幅輸入勞工增加生產力質量難有突破。
香港的情況開始接近日本，人口快速老化，勞動力增長明顯放緩，教育早已普及，連大學生人數也已大幅增加，再想倚靠投資教育推高勞動力的素質作用極有限。再加上土地面積有限，不可能在不損害生活環境及素質下大量增加人口或引入移民。換言之，香港的長期增長潛力極有可能已見頂，更上一層樓不容易，再像七、八十年代那樣飛升更是不可能。任志剛、林鄭鼓吹政府以財政政策加快經濟增速，輕則帶來巨大浪費及資源錯配，重則令經濟過熱通脹狂飆，市民不見其利反受其害。可得三思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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