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象之爭：經濟發展與自由

  中國發展模式與印度發展模式孰優孰劣大概十年前曾是個熱門的爭議問題。那時中國GDP增幅雖一直比印度領先，物質上包括民眾生活水平、基建等的優勢尤其明顯。但不少西方學者認為印度由於政治體制開放，對公民自由及權利又有較大保障，發展前景較好，能減少政治不明朗所帶來的動盪，長遠而言有希望超越中國。

  這些西方學者引用的理論不少，其中印度裔經濟學大師Amartya Sen是熱門之一。他的經典著作"Development as Freedom"（經濟發展與自由）更成為重要參考及依據。

  Amartya Sen是1998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他在饑荒硏究、發展經濟學方面有巨大貢獻，不少學者更讚譽他有傳統經濟學大師風範，兼善政治、經濟及不同知識領域，又不斷從其他學科吸取養份，不會只在冰冷的模式或數理方程式轉來轉去。

  Amartya Sen 的研究指出，民主國家，容許資訊自由流通的國家經濟發展速度雖不一定比高於專權國家，但在防止人禍災難上成功得多，歷史上民主國家就從沒有發生大規模饑荒 （famine) 的情況。另一方面，專權政體卻經常出現餓死大量民眾的饑荒。前蘇聯三十年代就多次因歉收而餓死大批農民；中國五十年代的大躍進帶來的經濟混亂及農業歉收造成了現代中國最嚴重的飢荒，保守估算有數以百萬計農民餓死，更有估計指死者高達三千萬人。

  民主國家能避免大規模饑荒主要因為災害訊息很快就由不同渠道傳出，各級政府在壓力下得盡快採取紓困措施或向外求助。專制政體則由於訊息不明或地方官謊報軍情，民眾下情不能上達，以至災荒情況遲遲得不到重視及處理，最後演變成大規模餓死的慘劇。

  Amartya Sen在「經濟發展與自由」一書中進一步發展相關觀點，提出了五個不同的自由類型：政治自由、經濟便利、社會機會、資訊透明度、安全保護。他認為這些不同類型的自由既是發展的目標，也是促進發展的工具。其中政治自由（包括言論自由和選舉）有助於增進經濟安全，令政府資源不致只集中於少數人或個別階層；經濟便利如貿易與生產等等的機會可帶來個人富裕，社會機會如教育和醫療設施則有助於經濟與社會參與。換言之，根據Amartya Sen的說法，個人及總體社會的自由不但是經濟發展的成果，也是發展的推手，可以形成一個良性循環互相促進的作用。

  五項自由項目中，印度在政治、言論自由、社會參與較中國優勝，在經濟便利（基建、市場參與）及教育普及上則稍落後。儘管各兩國各有千秋，印度的發展速度、水平近三十年來一直落後，跟中國在各方面的發展差距包括GDP，基建及民眾生活更越來越大。

  "Development as Freedom" 是99年出版的書。當時中國 GDP總量大約一萬億美元多一點，到2016年已升至11萬億美元，增加達10倍。印度99年GDP總量大約五千億美元，17年後也不過增至2萬2千億美元左右。只升了四倍，速度固然比中國慢，總量更是從原來中國的五成跌至20%。

  再拿基建、個人收入增長計算，中國的數據同樣遠優於印度。人均GDP中國已達到八千美元，印度還不到2000美元。中國高鐵系統已覆蓋大部份重要城市，印度高速鐵路還主要在規劃階段。把這些加起來看，政治自由、資訊透明等自由項目在促進經濟發展上的作用似乎不大，至少暫時沒能在印度産生甚麼magic。

   當然，GDP、高鐵里數、高樓大廈不是發展的唯一目標及指標，印度在很多方面的自由特別是言論、政治自由仍大幅領先中國，雙方在這方面的差距甚至比99年時更嚴重，此時此刻說「龍象（中印）賽跑」已分勝負未免言之過早。事實上自由與經濟發展的關係複雜多變，既互相促進又互扯後腿，十年後再看風光可能又不一樣。

延伸閱讀： Development as Freedom,  Amartya Se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