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偉人與罪人

  作為一個歷史人物，英國名相邱吉爾可真是不朽。他從首相之位退下來超過六十年，逝世也已是半世紀的事，可有關他的文章、書籍、影視作品仍不絕於市。有出版社再三出版他的演講集、書信集，有作者重新寫他的傳記。有的再次把他的二戰回憶錄Gathering Storm 搬上電視，還找來老牌演員Albert Finney （阿爾拔芬尼）演這位名相。

  此外，還有那些講他飲飲食食生活品味的著作。如以他命名的香檳：Pol Roger Winston Churchill，最新上市的年份是2006 （只有好年份的Pol Roger才會配上Winston Churchill的品牌）。

  最新力作要數「黑暗對峙」（Darkest Hour）這齣剛上畫的電影。它像近年不少講述歷史人物或事件的作品那樣以小看大，從個別故事或歷史段落觀照更大的歷史格局，以此添一點深度及人味，減一點cliche與說教。試想想現在再拍一齣從慕尼黑協議到四零年法國投降的大部頭歷史電影只怕誰也淡出鳥來。

  以電影比電影，「黑暗對峙」比較早前上映的Dunkrik（鄧寇克）好看，多些感染力與張力，抓住正邪對決核心之餘也沒忘記人性的軟弱與掙扎。加利奧文靠增肥及化妝術擔演名相邱吉爾算是不錯，可惜表情多了點凝重，少了點playfulness，比阿爾拔芬尼稍遜一籌。一些喜好冒險及吃喝玩樂充滿maverick意味的邱翁要演活不容易。

已有不少人寫過這齣電影，有的借電影諷今，也有以電影論世局世情。這裏想特別談一下和與戰的問題。電影中對主和的首相張伯倫及外相Lord Halifax算是手下留情，儘管最後還是以「事敗」離職收場，但至少讓他們闡述了主和及希望談判的理據，不至於被簡單化為懦弱的賣國賊。

  也許學者、電影人早該為張伯倫及Halifax呼呼冤。從歷史回望，他們代表的appeasement policy已被釘在恥辱之柱上，大概永生不能翻身。但其實他們並不是少數派，在英國三十年代的 political establishment 其實是多數。他們選擇議和其中一個主因是一次大戰的慘痛教訓。

  從火力、戰爭的激烈程度看，二次大戰當然比一次大戰更厲害，但一次大戰死傷人數特別是青壯男人的比例卻高得多。法國有超過140萬士兵陣亡（大部分是16-45歲的男人），德國有200萬，英國本土也接近一百萬。每一條鄉村，每一個小鎮都豎立了紀念碑紀念一次大戰當地的陣亡將士。這樣廣泛而慘重的人命犧牲是前所未見的，此所以英國人所說的 Great war說的不是二戰而是一次大戰。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戰陣亡將士遍及各階層，從貴族子女到牛津劍橋畢業生到礦工無一倖免。戰後有統計就指牛劍兩家精英大學的學生中有百分之二十在一戰中灰飛煙滅，埋骨異地，傷了大好家庭也大挫國家元氣及人才庫。

  張伯倫及Halifax都是一戰走過來的人，他們內心絕不情願再爆發另一場曠日持久的歐陸total war 式大戰，希望回到十九世紀那樣的有限戰爭。希望像一戰前般讓德國拿回一些地盤、利益，大家便可以相安無事，繼續在原來的秩序正常過活。這正是為甚麼張伯倫從慕尼黑帶回讓德國成為中歐霸主（佔領捷克）的協議時會真心相信協議是"Peace of our time"。

  再從理性上看，1940年5月德軍橫掃中、西歐，法國瀕臨投降邊緣，英國僅有的一支幾十萬人常備陸軍則被重重包圍於Dunkrik，隨時全軍覆沒。從軍事、政治常理看，英國根本無力跟德國戰下去，他們更認定不管邱吉爾的演說如何振奮人心都不是能扭轉戰局。與其英國全軍覆沒後被佔領倒不如在仍有點籌碼時體面的認輸講和以保存元氣。從realpolitik 而言，這樣的考慮不能算錯，嘗試和談怎可能是錯呢？

  可惜，他們的對手是非常規的對手：希特拉及納粹主義。他們要的是對手全面馴服，他們要以極權主義消滅其他文明。面對這樣的人，只有邱吉爾的「獅吼」才能保住尊嚴，只有邱吉爾才能成為希特拉的對手。偉人與罪人就這樣定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