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看完呂大樂先生寫的「香港模式：從現在或到過去式」深覺無奈與沉鬱。呂先生是資深社會學者，長期埋首研究香港社會發展；寫的文章及書向來平實嚴謹，不譁眾取寵。今次這本<香港模式>同樣把他觀察到的現像、研究結果認真整理再娓娓道來，沒有提出驚人的結果或甚麼驚世預言，只是淡淡的指出：香港模式已過時失效，應對不了大幅改變的外在內部環境，但香港卻沒有政治能量與決心推動制度創新應付挑戰。書的結語有這句話：「目前是一個困局，而這困局恐怕還會維持一段時間。」
簡單說一下書的框架、內容。呂大樂先生透過分析香港模式的幾個關鍵元素如何不適應近三十五年包括回歸以來的客觀政經環境變化，以揭示香港人體制式所謂「香港模式」如何僵硬過時，如何急需調整創新以突破困局。這幾個「香港模式」的關鍵元素包括：大量靈活應變的中小企業、政府貫徹積極不干預政策、行政吸納政治與諮詢式管治體制、對安居樂業的重視等。
以中小企業為例，八十年代中以前香港存在大量中、小企業包括製造業內的山寨工廠。這些中小企或山寨廠不但提升了香港製造業及經濟的靈活性與競爭力，更為不同社會階層、學歷背景的市民提供向上流動的機會。從幾台衣車開始，不少人一步一步擴大規模建立自己的山寨廠，再變成中、小廠，僱用2、30甚至50個工人。運氣好的，學習吸收能力強的更可把山寨廠變成數百人的大廠，從藍領工人變成工業家。
但隨著八十年代中內地實行改革開放，香港工廠以大規模北移的策略應付成本及競爭壓力，繞過技術升級之路。此後，留在香港的工廠越來越少，依賴大廠的山寨失去了存活的空間而快速消亡，技術工人再也沒有自己創業的機會，原來擁有的技術及職位要不是被洶汰就是被取代，只能轉到服務業最低層的工種掙扎。自此以後，香港經濟失去了製造業這一塊，也失去了憑工業技術創業的空間，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並大大減少，剩下少數擁有專業資格或有人脈關係的人才有較多突破流動樽頸的機會。近年年青世代感到窒息，感到前路茫茫跟製造業萎縮及中小企業缺乏生存空間肯定有直接關係。
另一個「香港模式」的關鍵因素是行政主導模式，包括把香港政治變成行政管理問題，也包括一直被視為行之有效的諮詢體制。按呂大樂的分析，港英殖民地時代可以實行所謂行政主導的管治模式有幾個前提，其一是英國殖民地政府保有一種超然於本地利益的形像及地位，勉強可被港人接受為中立的仲裁人；其二是香港的利益板塊基本穩定，英資、華資、外資河水不犯井水；其三是一般市民迴避政府的認受性問題，沒有質疑港英政府的合法性，只求保持個人自由與發展空間。
但到如今三大支柱都已崩壞。九七後的中國政府從開始就未能建立那種超然的地位及形像；相反，它成了保護既得利益、特權的代表。近幾年北京銳意擴大中資、親中政團及組織在香港的影響力，自己成為爭逐利益者，根本不能像九七前的倫敦般扮演仲裁者角色。
另一方面，利益板塊開始大幅移動，財團之間利益不易妥協撫平，也沒有建立共同接受的秩序，令建制陣營本身也充滿裂痕，無法維持九七前的「管治同盟」。
更重要的是特區政府不再是殖民政府，是宣稱代表市民利益的政府，市民自然開始關注這政府的認受性、代表性、公正性。但由於特區政府透過扭曲的選舉機制產生，它先天面對認受性危機，跟有一定民選成分的議會之間關係越來越緊張。結果是，以政府、特首為核心的政府難以取得市民、議員的信任，由他們委任的諮詢架構同樣失去代表、協調民意的功能，不可能再像回歸前那樣成為政府拆除「政治炸彈」的工具。
管治模式明顯失效，香港本有逼切需要改變以免不斷空轉。但是，從北京到特區政府到建制派都不肯面對這個問題，更不要說開始着手改善特首及政府缺乏認受性問題，例如引入雙普選，反而老是在搞一些旁門左道的方法如嘗試操弄選舉，加強打壓異見等。這樣下來，管治模式失效的情況只會越來越嚴重，解決其他深層次矛盾更是無從說起。難怪呂先生不無慨嘆的說香港的困局將維持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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