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10日星期六

中國仍未回答英國提出的難題


  英國新任首相文翠珊前幾天出席了G20杭州峯會,也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見過面,談了一下中英貿易關係以至被叫停的Hinkley核電廠投資計劃。可惜中港以至國際傳媒不大關心中英領導高峯會,反而中美安全人員之間的口角(幾乎動手)更受注視。也許在中國政治精英心中,英國已不再是甚麼學習對像,倒更像是個可以收購的目標。中國大企業不是一而再的想收購英超球隊包括老牌班霸利物浦嗎?

  可在著名歷史學者王賡教授眼中,中英的相遇特別是十九世紀以來的糾纏是歷史重大轉折,甚至可以說是歷史版塊撞擊般的重大事件,餘震到現時仍深深烙在中國歷史軌跡;而英國人當年帶來的難題與衝擊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依然沒有過去,中國領導層仍不得不面對及回答。

 年前王教授到劍橋就中英關係作系列的演講,談的就是兩國的「邂逅」,講稿後來修訂及輯錄成書,名為十九世紀以來的中英相遇:戰爭、貿易、科學與管治」Anglo-Chinese Encounters since 1800: War, Trade, Science and Governance)。顧名思義,王教授是就這四個方面的中英交往作了專題論述。說交往其實是有點客氣,實情是英國人迢迢千里而來把這四個問題硬塞給中國。最觸目、最讓人記得的當然是戰爭特別是鴉片戰爭。正是英國的炮艦打開了中國的門禁,把中國強行拖進西方打造的世界體系,帶來了百多年沉淪、掙扎與苦難。對中國來說,英國人帶來的最大軍事衝擊是:外敵能從南邊和東邊嚴重威脅中國疆城,甚至從海上征服。

  過去的中國王朝包括清朝面對的最大威脅是內陸的力量。從西、北方草原來的一波波鐵騎改變了朝代,也改變了歷史。正因為威脅都在西北腹地,中國的軍事戰略、部署都以陸戰為主,海洋的威脅視為無關痛癢,頂多只有日本倭寇這樣的貨色,動不了王朝的根本。

  王賡武指出,其實十五世紀明朝永樂皇帝曾打造強大海軍,並派鄭和率這支龐大艦隊七下西洋,最遠到達非州東岸。以規模及戰力計,鄭和艦隊有可能是當時全球最強大的艦隊。只是,永樂以後的明朝皇帝很快重回重內陸輕海洋的傳統。清朝君主來自東北森林、草原的遊牧民族,對海洋更是不以為意,收復台灣後也沒有把海上實力當一回事。直到英國艦隊東來,強行以強大海軍從中國的東南軟腹攻進來,先是拆掉天朝大國的門面,然後直接威脅到帝國的安危。英法聯軍、八國聯軍都是從海上挺進京城,直刺中國的政治心臟地帶。

  今天,英國的艦隊已不再能七海稱雄,甚至因經費不足連一艘航空國艦也未能維持。但是,中國的海防問題並未過去,反而更需要重視。一方面因為中國的政經重心都已在沿海地區,這個軟腹若不能守備好隨時出危險;另一方面比當年的英國還要強大的美國在東海、南海都有強大的海軍力量,對中國的威脅不言而喻,顯然,英國人十九世紀出的難題中國政治精英仍不能不回答。

  除了軍事、海防問題外,英式管治特別是法治同樣刺激著中國的領導層。自從十九世紀英國打破了中國固有的管治理念與制度後,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政治精英都在尋找一套穩妥、可行及持久的管治架構。過去他們往法國共和、美式民主,後來又選擇了蘇聯式的集權體制,對英國式的漸進改革,對英國人倚賴慣例與常識治國不以為然,沒有耐性好好學習。但中國越走向現代化,越發覺英國式的管治特別是法治與秩序的好處。

  此外,不同華人社會包括新加坡、香港的穩定、和諧與相對公平也得益於英國建立的制度與價值。前一百五十年中國沒有好好跟英式管治方式邂逅,沒有餘裕深入了解當中的好處;往下來中國要長治久安,實在該向英國的管治模式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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